本文摘要：
“说到每天上班8小时这件事,其实是本世纪人类生活史上的最大发明,也是最长的一出集体悲喜剧。” 近日，随着《关于上班这件事》的隆重出版，朱德庸关于上班的语录再次回响在职场上,“朱式幽默”对上班生活发起了批判，引发职场人深刻的共鸣。逃离写字楼因此成为更多人的
“说到每天上班8小时这件事,其实是本世纪人类生活史上的最大发明,也是最长的一出集体悲喜剧。”
近日，随着《关于上班这件事》的隆重出版，朱德庸关于上班的语录再次回响在职场上,“朱式幽默”对上班生活发起了批判，引发职场人深刻的共鸣。逃离写字楼因此成为更多人的梦。
逃离写字楼，恢复自由身。自由职业者的日子好像很惬意。但世界常在不经意中改变，真正成为soho族，才发现“自由”带来的有欣喜更有烦恼，个中尴尬唯有自知。
近日，朱德庸用“朱式幽默”对上班生活发起了批判:“说到每天上班8小时这件事，其实是本世纪人类生活史上的最大发明，也是最长的一出集体悲喜剧。”一言既出，再度提起了职场中人对逃离这出集体悲喜剧的些许兴趣。
朱德庸用自己15年的经历重新诠释了上班，当我们再度审视自由职业者时，他们的群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人们印象中的soho一族多为演员、画家、自由撰稿人等多多少少跟文艺圈扯得上关系的人，而现在，除了有各类设计人员、摄影师、律师、医生等拥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加入，还引发出一些新行当，比如新闻线人。当记者深入接触这些形形色色按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职业者时发现，他们除了拥有自由所带来的欣喜外，还有自由带来的烦恼。
欣喜之我是自己的闹钟吴宏自由摄影师
“天，你还没起床？”
“几点了？”
“十二点半！”
“噢，我昨晚四点睡的。”
“你在西安？”
“对，我过来拍几张片子。”
“平时也是这么自由，想去哪里拍就去哪里拍？”
“对呀，我是自由摄影师嘛。”
电话那边吴宏的声音终于清醒了，他的soho故事随之展开。
1982年出生的吴宏至今已经做了四年的自由摄影师。高中时，吴宏喜欢摄影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高考没能考进理想的大学，吴宏索性背上摄影包从家乡青岛跑到北京，一门心思拍起照片来。初次离开家的吴宏很快意识到自己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将拍摄的部分照片寄给一些报社和杂志社，但被采用的数量有限，收入微薄，而且赚来的钱大部分用于购买胶卷和冲洗底片，相机老得让人很难把他和摄影发烧友联系起来。
后来吴宏开始给photocome供图，只是拍一些诸如银行logo这样的图片，毫无创意和激情可言，吴宏只为了填饱肚子，这样的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吴宏在街头拍照片时，碰到了一位国外摄影师，共同的爱好让双方突破了语言障碍，吴宏得到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一家国外图片社需要大量照片。吴宏将自己的作品分门别类地组织好，写上英文说明，寄给了对方，对方非常赏识他的摄影技术和视角，这成为吴宏soho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去拍摄照片，同时生活也有了保障，后来这家图片社还经常将吴宏推荐给其他公司，吴宏因此获得了很多去国外拍片的机会。
尴尬之无组织可靠吴宏自由摄影师
最早我一直认为1980年后出生的孩子更多应该为自己活着，所以我一向非常自主，当初不上大学去摄影也和这种想法有关，现在经过四年的风风雨雨，我开始慢慢理解父母的心，也开始考虑购买各种保险。从今年开始我通过商业保险，给自己上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险。因为婚姻、生活都很现实地摆在眼前，你必须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少让父母操心。但是自由职业者在国内目前没有一个官方组织来管理，很多时候身份不被社会承认。
当我递上名片，别人看到“自由摄影师”几个字，态度马上会来个180度大转弯，在这些人眼中，你只是摄影爱好者而不是摄影师。因为没有组织，有时候要去一个地方拍片，门卫要求填写单位，填不出来换来的是别人怀疑的目光，虽然我个人活动能力很强，这种情况下大多能突破进去，但是心里难免不好受。据我了解，国外自由摄影师同样会有新闻部门颁发的证件，类同记者，工作上会便利得多。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导致现在自由摄影师拍摄商业照片的人占大多数，而拍摄新闻照片的人很少，实在是因为工作不方便。
欣喜之重拾少年时代胡北和他的伙伴们音乐制作人四个人是发小，高中时一起组乐队，在圈子里颇有点名气。上了大学后，两人学计算机，两人学工商管理，因为学业繁忙，暂别乐队，但有时间凑在一起还是做做音乐。大学毕业后，四个人都进入了公司工作，有的做出纳，有的做财务，胡北在中央电视台做录音师，业余时间聚会四个人开始研究音乐。工作扩大了各自的交流圈子，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商业经验，一次胡北的一位和文艺圈非常熟的朋友，将他写的歌拿给一位很有名气的歌手，结果歌手非常满意，唱片公司的反馈效果也非常好，这让胡北和他的伙伴们异常兴奋，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萌生：辞职，做音乐制作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四个人拿出了全部积蓄，先去学习自己不熟悉的硬件设备，如调音台、音频卡、录音棚声场等，然后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结果由于对资金管理缺少经验，对花费的每一笔钱缺少控制，四个人的soho日子一度非常窘迫。好在大家非常团结，共同想办法，将手中的音响设备出租给一些公司做现场活动，为他们出主持人，出乐手，没想到这一招不但挽救了大家的“前途”，还因为在现场播放由他们创作的歌曲而引起音乐公司的注意，结果没花一分钱就揽来了大买卖，为某知名歌手写歌。
现在胡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开始了公司化运作，如果你看见了“浩讯传媒”这个名字，那老板就是胡北和他的三个发小，但胡北一再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还是四个为了逃避苛刻的上班作息时间的音乐自由职业者。”
尴尬之无权益可维宝贝熊专栏撰稿人
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些天正郁闷着呢。一年前经别人介绍固定给一家杂志社写稿。开始稿费按月都能付给，后来就两三个月付一次。因为考虑到这是一家非常知名的传媒集团办的杂志，而且我是和主编直接打交道，所以也没有多想，仍然按月供稿。有一天突然接到了这家杂志社主编的电话，告诉我他离职了，原因是他向领导争取按月如数支付我们这些自由撰稿人的稿费，结果惹怒了领导，刚好赶上他合同到期，公司也就不和他续签了。
他还一再向我保证，一定会把欠我半年的稿费给追回来。接下来的日子我时常接到这位主编的电话，告诉我他在争取，一段时间后又会告诉我他已经找好律师准备起诉这家杂志社，肯定能够胜诉，但是我们每个人要分摊一些律师费。我对该主编的诚意毫不怀疑，但是对自己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权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保障。首先，我没有和他们签过任何协议，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已经出版的杂志上我的名字，而面对他们，我感觉作为一个soho的渺小，更不想牵扯上什么官司。四月份，我曾经试图打电话找他们索要稿费，对方的答复是：一定会支付，但是不可能一次性支付从去年5月份到去年10月份的全部稿费，而至今我只收到了一个月的稿费，我该怎么办？
欣喜之硕士变股民张涛自由股民
张涛毕业的时候，没进单位，按照户籍管理规定，户口被“打”回街道。当张涛带着户口簿去街道办“打回”手续时，民警捧着他的硕士学位证书爱不释手，迟迟不忍在户籍材料里写下“待业”两个字。民警鼓励他说：“虽然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但是金子一定发光。”最后民警一脸惋惜，张涛却仿佛如释重负，掩不住心中欢喜，因为“待业”的日子他已等了很久。
以后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毕业不工作”，接下来一般是：“你读计算机，研究生，大好前途呀……”善意之下，旁人认为他现在的身份——自由股民，走的不是“正途”。
张涛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学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我还有其他爱好，还有其他能力，为此我还想做其他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自由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个兴趣，对我而言，炒股是个相对公平的数学游戏，在该游戏中，金钱是奖品，比的是心智，不会涉及到我最不擅长的人际关系。
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正途”，张涛还有这样的看法：这是条阳关大道，和整个世界相比，择业一条路总是太窄，而且太多人争着往里挤，对此我并不喜欢，除非我接受“拥挤是一种乐趣”。阳关大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路上，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仿佛被什么驱赶着。
尴尬之无公章可盖妹妹自由网络工程师
在单位怎么看老板怎么不顺眼，尤其他居然莫名其妙地扣了我的工资，一怒之下我冷嘲热讽快活了自己的嘴，痛快了自己的心，我炒了老板。回家跟老公一商量，老公说“马上就要奔三十的人了，我看你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索性回家呆着算了。”老公的话部分合了我的心，我是要回家，但是不能呆着。就凭我这建网经验和数学脑袋，怎么我也得混个soho做做。结果如愿以偿，我成了soho，朋友公司事关网络的小活儿都包给我来做。
每天不用朝九晚五，不用望着一片车海叹气，我快活了三个月，烦恼很快来了。朋友公司按劳务给我开出报酬，给了张支票，结果会计一时疏忽出了点问题，领取现金的时候，对方非让我加盖单位公章，但我却无单位、无公章可盖，只好上街道办事处央求人家开证明书，可光凭身份证，街道也不能给我开个“自由职业者”的证明，没办法我只能央求朋友好人做到底，拿回公司重新办。这么一折腾，我也学乖了，以后是凡接活，先问人家要不要盖单位公章，因为我可没地儿盖去。
欣喜之我成了老乡的救星谢宝贵新闻报料人去年8月的一天，谢宝贵在街上看见一起交通事故，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一家报社的报料热线，结果让他兴奋的是，这条线索很快就被该媒体采用，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得到了100元报料费，谢宝贵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只有高中文化的他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
年底，谢宝贵和老婆商量，决定专门做新闻报料人。老婆为支持他工作，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他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为了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与新闻意识，谢宝贵逢报必读，久而久之，摸索出一套经验，报料的“命中率”明显提高。现在谢宝贵每天奔走于整个北京城，风雨无阻，已有近百条线索被媒体采用，其中有一家报社采用了近60条，半年的时间里谢宝贵赚到了8000元报料费。
报料给谢宝贵带来成就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一次，谢宝贵听说一个地方生产假冒调料，为了使所报料更加准确，他一个人悄悄去摸底，还大着胆子走进黑乎乎的作坊里，险些被发现。
现在谢宝贵俨然已经成为报料的行家里手，而报料除了带给他一笔可观的报酬外，也开始改变着他的生活。在老乡眼中，这个名字经常上报纸的报料人成了他们的“救星”，每次，老乡们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就找他来倾诉，希望谢宝贵能告诉媒体，谢宝贵筛选后将这些线索报料给媒体，大部分得到了解决，他的名声因此越来越大。
尴尬之无身份可证某自由撰稿人
现在，每逢登记或填表，我就写上“自由职业者”。“我觉得一个人是否属于“自由职业者”，界定的标准就看是不是有工作单位。“自由职业者”中包括的行业比较多，我是写稿的，细分起来应是“自由撰稿人”，现在的我肯定不是传统概念中的“作家”，但这并不重要。我从心里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个人的自由。过去，几位指导写作的老师都极热情极努力地想把我调进文化部门，但受体制和身份的限制而屡屡受挫。如今，人们的择业不受过多限制了。实际上，自由职业者的增多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和走向法制化的标志。
然而，我仍然希望能有“人才交流中心”那样负责保存“自由职业者”档案的机构，管理所有的“自由职业者”，以免尴尬和麻烦。比方说我在采访时往往会比有单位的作者多一套程序，不但要把自己的身份解释清楚，往往还要拿出以前做记者时写的文章进一步验证。有一次参加一个研讨会，文章发表前编辑部来函索要“工作单位、职称”等个人简历，我如实告之，但文章发表时作者身份是“某地一居民”，令人哭笑不得？
定义“自由职业者”(soho)
根据《韦氏大词典》解释，自由职业者是：独立工作，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人；不向任何雇主做长期承诺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别名：顾问、临时工(contingency worker)、承包人、自由代理人、单飞雁(lone eagle)、独行侠(lone ranger)、单干户、自由工(open-collar worker)、唱独角戏的(soloist solo operator)、靠电话联系进行工作的人(telecommuter)、电信通(teleworker指精通电子的人，尤流行于欧洲)、虚拟雇员(virtual employee)、虚拟企业主(virtual-business owner目前非常流行)。
自由职业者感悟
15年过去了。就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我依然是个上班族，因为我每天还是必须花固定的时间在桌前作画。只是，那是我的书桌，不是别人给我的办公桌。——朱德庸我叫不上这个soho，我只知道报料能带给我可观的报酬，让我成为老乡眼中的人物，我还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和费劲地讨要工钱。——谢宝贵毕业为了什么？工作。工作为了什么？生活。生活为了什么？理想、快乐、自由……如果我正在追逐理想，如果我很快乐，很自由……那么，可以不要工作吗？当然可以。——吴宏上班的作息制度，对人简直太苛刻了，我们喜欢自由，我们喜欢不受任何约束来发展自己的爱好，作为成年人我们同时明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记者亲历——soho一族尴尬多一方面是soho群体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诸多尴尬已横亘于他们眼前,在采访中很多自由职业者都非常关心自己能否像在职人员一样建立并缴纳各项保险,记者试图向有关部门求得答案,结果却发现——记者先是通过114查到了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的电话，几经占线终于接通，结果是自动语音服务系统，按照提示语音选择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针对自由职业者的服务项目。
记者上网，进入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的网站，在“联系方法”一栏中看到了和114给出的不一样的电话号码，接通，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自由职业者不能办理档案转入，因为以个人身份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必须持有由原单位人事劳资部门开出同意调出证明(函)。
记者又拨通海淀区职业介绍中心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由职业者得先去街道办理求职证，当问到怎么办理，问“是不是办理求职证后就可以将档案转入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答：“档案能够转入人才的必须是有工作单位的人，自由职业者拿着求职证，只能将档案存放在职业介绍中心，存档费一年240元，可以选择半年缴纳和一年缴纳。”存档费与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个人存档收费标准相同，但是人才服务中心规定：每次最少要交3个月的存档费。记者接着问到：“如果我把档案存在了职业介绍中心，是否可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保险？”“都可以交纳，全部由个人负担，而且在你50岁之前，养老保险必须缴够15年，医疗保险必须缴够20年，才可以停止不交，作为退休时的享受。”
挂了电话，记者想到最近媒体都在报道“城镇单位聘用的进城务工人员、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于是再次打通了海淀区职业介绍中心的电话，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是否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工作人员回答“不能”，记者追问：“国家已经出台了有关政策，为什么还不能缴纳住房公积金？”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不能，至于整个北京市的情况，不太清楚”。
编后
自由职业者不等同于失业者,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自己的特长,来走了一条同传统择业方式不一样的路,他们独立工作,不意味着不承担责任,他们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同意和接受,因此会有人这样描述soho的生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工作了。”也有人说:“如果你爱他,那么鼓励他去soho吧;如果你恨他,那么诱骗他去soho吧!”两者的态度折射在自由职业者身上,他们同样感觉幸福与委屈并存。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行业涌出的自由职业者,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soho作为大学生择业的一个选择,可能每年就不会有长篇累牍的关于就业难的报道,但前提条件是要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这种保障体系一旦建立,人们也就不会再以难以理解的眼光看待这些soho们,到那时才是soho“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整个社会确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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