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
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
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
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年至197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龋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把它长期排斥在亚洲足协之外。许多会员同意作为紧急事项列入议程，会长虽不大同意，也只得付诸表决。投票结果，赞成票刚刚超过四分之三。
列入议程这一步总算争取到了。接着是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这时又碰到难题，按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那时我国尚未参加国际足联。霍英东等又建议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为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会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足球比赛的，其队伍亦可被接纳为会员。按照规定，修改会章亦须有四分之三以上票数通过。这次是用举手方式表决，结果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接纳我国为会员，就得开除台湾。当时一些国家与台湾仍保持微妙的关系。但一经举手表决，赞成的仍是超过四分之三。于是我国足球协会取代台湾，在亚洲足协的会籍终得恢复了。连闯三关，一连以三个四分之三通过议案的事，在世界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这虽然主要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霍英东的积极活动争取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通道。
亚洲足协的决定，不少人感到意外。国际足联会员闻讯十分震动，当即采取措施，由国际足联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我国加入的决定是非法的，要求即予取消。此后麻烦事多了。国际足联有意要处分亚洲足协，台湾方面唯恐足球被突破了，会引起连锁反应，也极力向国际足联施加压力。
为了“维护票数”，国际足联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国际足联会长历来都是欧洲人担任。那时刚好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一个巴西人）当选会长，他对我国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这个小组由每个洲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每逢讨论他均据理力争，使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亚洲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而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曾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如单靠一封电报，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转圈余地，这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参加其他比赛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他当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马上赶去瑞士，请求会见国际足联会长、秘书长，他也随即赶去瑞士。会见时，他提出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拟邀请中国参加，希望会长、秘书长同意。
终于，他们开明地答应了，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后所有比赛均可顺利参加了。其它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接纳我国为会员国，是在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后的事。
进一步支持祖国体育事业
“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育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霍英东欣逢其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祖国体育事业。
1979年中国奥委会提出，只要台湾奥委会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体育组织，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一设想，大多数代表都易接受，因而，197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中国的设想被正式提出，并付诸表决，获得绝大多数代表支持，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这使霍英东备受鼓舞，更加积极地为争取我国体育的合法权益尽力。
本来，有了国际奥委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模式，其它许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皆可依样恢复我国会籍，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最早处理此事的，是1980年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那次大会上正式提出表决，要求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国旗”，同时接纳我国入会。会上台湾代表发言，认为台湾与其他会员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改名，又不能奏国歌、挂国旗，说这是歧视。那次，霍震霆代表香港出席大会，他说，姑勿论对此事如何看法，但照此通过，对中国，对台湾都有好处，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可以参与比赛。及后表决，以一票优势通过了。
几天后轮到国际足联开会，霍英东据理力争。那时有个情况令他担心，台湾代表对欧洲代表说，改名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那一句。欧洲人对此也表示同意，但如果不坚持加那一句，那岂不是又在制造两个中国吗？霍英东建议：台湾不能使用过去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歌，可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经过协商，欧洲朋友也同意他的意见，最后由国际足联的负责人与台湾代表讲清楚，这事终于解决了。
我国恢复国际羽毛球协会会籍更是困难重重，波折横生。羽毛球在各比赛项目中，也是重要的一项，在世界各地比乒乓球更普及，在东南亚影响也更大。东南亚各国羽毛球实力很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态度不友好，解决问题难度很大。
经无数次会议反复讨论，在国际羽毛球协会上终于通过了以中国代替台湾，后来台湾告到英国法院。我国外交部向英国表示，不能制造两个中国，但英国推说司法独立，还是判台湾胜诉。当时除乒乓球外，我羽毛球队最强，未能参加国际比赛，十分可惜。我国便和其他一些国家筹备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但办起来比任何工作都困难，那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支持，东南亚国家表面上是支持的，但内心很复杂。
霍英东为新建组织而进行了大量游说活动，首先是争取强队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中国和香港又不适宜担任会长，霍英东只好到泰国去，恳请泰国副总理当会长，这个国际性组织最终于成立了。新的国际组织一旦成立，对原有组织就有压力。因为同一项目有两个国际组织，它就不能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不久原组织终于接纳了新组织，两个组织在1980年至1981年间合并。这以后，又经历一些反复。到1982年，羽毛球又重新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霍英东随后也被推选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
我国加入篮联组织的事，在霍英东周旋下，早已解决了，但台湾策动另搞一个亚洲的组织，以南朝鲜人为会长，又产生新的问题。霍英东不得不往南朝鲜进行工作，提出是否成立这个组织，应通过投票解决。南朝鲜用通讯投票表决，他恐有人借口收不到票，制造麻烦，于是亲自出马，先后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把票收集了，直接送往南朝鲜，终于否决了这个组织。
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体育工作上霍英东强精竭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除致力于我国体育运动冲向世界之外，他还不惜资财，在经济上支持发展我国体育事业。1979年霍英东成立10亿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些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国内体育事业的。
1986年秋，霍英东获悉我国为改变高等学校体育落后的现状，拟在全国建立几个大学体育训练基地，他认为这是实现体育强国的一项重大措施，当即致函国家教委，建议广州地区大学生训练基地设在中山大学，并捐资3500多万港元，在中大兴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现代化的功能齐全体育中心。建议马上得到国家教委的赞许。
这个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包括五个标准网球场，两个排球场，六个篮球场，一座有400米塑料胶跑道、6000座位看台的足球场，两个25×50米游泳池，一个标准跳水池，连同体育馆，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这样规模和设备的体育中心，在国外高等学校亦不多见。目前每天到体育中心进行锻炼的达2000多人次，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体育教育体系开拓一个新局面。
我国承办第11届亚运会，霍英东立即慷慨捐赠1亿港元。他还资助举办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并与中国足协、广东省体委一起，发起在广东举办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霍英东不仅为振兴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非常关心，热情支持的。他捐出1亿港元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还特意让他的两个儿子震霆、震寰作为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厚感情，要传给下一代，让世世代代都爱国爱乡，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开创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
我国过去长期封闭，身处香港的霍英东虽有报国之心，苦乏报国之门。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旅游业。听到这消息，霍英东心里很高兴。1978年，他专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会上他明确表示拥护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提出一些建议。尽管想法多多、顾虑重重，霍英东总觉得在内地办实业，更符合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将经济搞活。在当时来看，似有风险，但他仍想在这方面带个头，作些探索。办好第一批外资企业，使大家有信心，这将发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后，《澳门日报》发表了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报道，他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回内地发展旅游事业，兴建中山温泉宾馆的，并率先派香港设计师到当地进行勘测工作。同时按照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合资宾馆的计划，又在广州建造白天鹅宾馆。
为什么首先考虑建宾馆？霍英东认为既然开放让人家来，首先须有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生活环境，使人进来了留得祝但在内地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大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不大清楚，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旅游开放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那时物资短缺，一些宾馆洗脸盆塞子也没有，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玻璃破了，便找块木板封祝大宾馆消耗大，物资能否供应？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交通方面，广州市内还没有足够的“的士”，建筑装修等方面也缺乏熟练的技工。诸如此类困难不少，矛盾很多。
还有服务工作上问题更大。人们吃惯了“大锅饭”，做事不讲效率。如果领导再来个官僚主义，扯皮事很多，手续烦琐，情况更糟。还有，广大群众如何看待投资者，是互利还是剥削？“文革”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投资，可领取定息，这本是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动。但是“文革”时期，股票放在亲友家里反而使亲友受累。霍英东想到这些，难免增加疑虑。但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宾馆，这对增强大家信心，激励奋进精神，加速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都有莫大意义。他终于决定硬着头皮去试一试。
他首先选择在中山三乡雍陌温泉建第一座宾馆。当地既有温泉，又与翠亨中山故居、石歧、长江游乐园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区。他与何贤等共同投资4000万港元，与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合作兴建。
那是1979年，物资缺乏，样样都要进口，廖承志曾对他说，内地只有砖瓦沙石和人力，其它就要你来搞了。在这种条件下，在50万平方米土地上建成10幢住客大楼，14座别墅，共200个房间，包括附属建筑，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园林式宾馆，而且要有与之适应的设备和良好的服务，又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办好，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
霍英东没有办酒店的经验，处理许多事颇费脑筋，但他虚心向人请教，又事必躬亲在中山蹲了一段时间，处处抓紧，终于赶上预定进度。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如期开幕。宾馆各种设备要从外地进口，10万件物品尚未向美国落单，但他力主讲速度，讲效率，在当时至关重要，如果成效立见，可以鼓舞人心，对整治拖拉顽症会起示范的良好作用。于是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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