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倾情艾滋孤儿学校 只为他们有人的尊严
他曾经是一名太阳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为了艾滋孤儿，他放弃了苦读7年的专业。
在一片嘲讽声中，他的艾滋遗孤救助学校落成了。
2003年11月27日晚8点，李丹登上从北京至河南商丘的列车，面色疲惫。刚从上海、温州等地商谈合作回来，加之感冒，李丹昏沉沉的，神经却绷得像钢筋，尖锐地痛。次日早5点，李丹下车，转乘长途客车到柘城县，坐20分钟的摩的来到双庙村。
这个外表文弱的北京青年，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后，放弃苦读七年的专业，多方努力筹措，于2003年10月在河南商丘创办了一所“东珍艾滋孤儿学校”，成为16个孩子的校长。这次来双庙，他准备再接六个孤儿入校。
中国艾滋患者该有自己的“费城律师”
双庙村共有三个自然村，1992年到1995年，这3000多人的村子正被卷入疯狂的卖血浪潮。
李丹站在双庙的村头，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数据：从1997年双庙村死了第一个卖血感染者起，已有近150名村民命赴黄泉，死了单亲、双亲的艾滋遗孤上百；已证实700多名村民又被划进黑名单，按照艾滋病发作周期，估计三五年内将陆续死亡，艾滋遗孤将达到800名。
大学之前的李丹一直是“书虫”，两耳不闻窗外事。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的第一个“12·1艾滋病日”，李丹偶然协助校红十字会发放传单。他真正关注艾滋是后来那部电影《费城故事》：一名优秀的律师因感染艾滋被老板开除，他决意起诉这种歧视。经过艰难的抗争，律师最终得到了胜诉通知，同时也永远合上疲劳的双眼，但很多HIV感染者因此重获平等和尊重。
电影结束，灯渐次打亮，李丹还沉浸其中，魂不守舍。中国又有多少沉默的艾滋患者？难道不该有自己的“费城律师”，让那些不幸的人获得稍许幸福？
1998年，李丹成为救助艾滋病人志愿者，并担任校红十字会外联部部长，同年他找到了自己的伙伴————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患者宋鹏飞(因腿伤在医院被输进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后官司未果)。
首次和宋鹏飞见面，20岁的李丹就坦诚地伸出手。为了共同的理想，李宋二人密切交往了三年多，反歧视争权益，一起为HIV感染者呼吁奔走，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开办“艾滋”网站，希望各界救助重视。李丹的女友觉得这是唐·吉诃德在与风车作战，李父也害怕儿子出事。
几年过去，个人努力并没有改变什么状况。虽然李丹依然坚持，宋鹏飞却心灰意冷，渐渐淡出，“只有12月1日家里才挤满记者。刚开始我还认真接受采访，呼吁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注，可是宣传日一过，一切恢复原状，多数兄弟姐妹还是生活在孤岛里。”宋鹏飞无奈地说。
不能哭泣，却在梦里泪流满面
李丹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河南艾滋村是在2001年的暑假。报纸上首次登出“河南艾滋村”，李丹不能置信，约了宋鹏飞和一个记者朋友前去调查，一个星期他们走访了河南三个县，每个县都发现艾滋村。
那个夏天的夜晚，李丹、宋鹏飞和村民一起在大院里喝酒。月色正好，院里30来个人，都是豪爽的青壮年，拍着李丹的肩膀就像亲兄弟一样，丝毫不见悲戚。晚上回到5元钱住一晚的旅馆，有些醉意的李丹很快就睡了。梦里，李丹举着酒杯跟村民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可是下次来找你们，可能就看不到其中哪一位了，只多了一个墓碑……”在梦里李丹哽咽难言，醒来后，满脸是泪。
那是李丹成年来惟一的一次流泪。回京的车上，李丹心情沉重，一路无语。当天晚上李宋联名写材料，向政府如实反映情况，希望增加河南艾滋村的透明度，引起关注；又给医院言辞切切地写信，希望能给艾滋病人免费提供药物……一切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不行就再来。材料说服力不够，他们就去艾滋村拍一些照片作补充。李丹自告奋勇二下河南，随身带的是DV，那些破败漏风的房子，凋零稀疏的庄稼，被艾滋病致瞎的眼睛，小兄妹相依为命紧握的手……
快乐还是有的。那8岁女孩张夏青，同样在医院输血而感染艾滋，张父依照李丹留在艾滋村的地址电话，于2001年国庆节找到北京。李丹赶去车站接来，又自费给他们安置住处，四处奔走，求助媒体和医院，总算筹来近6万元善款，可以帮小女孩至少延长一年的生命……
更让他高兴的是，2002年他帮一个村子上访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该村的HIV感染者都领到了每月200元的代金券(可以买药)，而且部分孩子免交学费。
没有菩萨心去行善，可能就是行大恶
李丹生活清贫，一个冬天就一件羽绒服，把馒头当“麦当劳”吃，就是这样，还是缺钱。200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班后，研究生补助平均每月千元左右，要做艾滋的各项调查和各种资助，仍然不够用。
李丹曾一次给某艾滋村的20个孤儿3000元的学费，然后每月寄去生活费1000元，外债重了，内心安了。但在更多情况下，孩子根本没有监护人，村里老少都避着走，就是塞了钱让去读书，附近的学校也不收艾滋病人的遗孤。孤儿们失去父母，又被人歧视，有的自闭抑郁，有的则谎话连篇，换取可能的面包。仅仅给以物质资助，会让无邪的童心变得懒惰和贪婪。
“没有菩萨心去行善，可能就是行大恶”，李丹决定创办一所孤儿学校，从小给孩子好的教育，让他们成为有尊严的人。
2003年7月毕业后，李丹狠狠心放弃了七年的专业。比起非常钟爱的天文学，艾滋孤儿更重要——也许自己的帮助，就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2003年10月24日，离双庙村一百多公里的河南商丘市区一座寺院，几间闲置的旧房被收拾一新，挂起了“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牌子。
孩子们终于有个家了。16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是李丹和同事分四批从双庙村接过来的艾滋遗孤。每个孤儿刚来就领到里外六件衣服，有个孩子次日依旧衣着单薄。李丹屡次问，他不说。后来才知道，他想着自己的哥哥还在村里受冻，就把衣服托人带了回去。孩子不敢说实话，因为一直受歧视，不相信真的有人会帮他……
现在16个孩子相亲相爱，上课认真听读写，下课了在一起玩耍，大的帮小的擦黑板，小的拉着大的唱歌，绝口不提村里的“怪病”，仿佛都很快乐，但伤痛的烙印，可能还在。
这个“家”能坚持多久呢？现在学校主要靠国内国外捐款维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了两万元，外国朋友凑了1万元，广州某女士每月隐姓埋名汇来6000元，还有捐衣捐物的，除了四个老师每月工资400元，孩子的生活费暂时无忧。外界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很多，让李丹不敢松一口气，的确，当上一校之长，考虑的事情千头万绪，单纯靠兴趣和爱心根本无法处理。
曾有人质疑李丹，你不是艾滋病专家，也没有学过经济学和药学，能干啥？李丹回答：“中国需要这样的民间力量，我甘心做前期的铺路石。即使学校倒闭了，艾滋孤儿已经被关注，会得到民众和政府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