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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选择了留学新西兰，“父母的设想很好，认为出去可以掌握好英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准备出国的三四个月中一切顺利，全家都处于亢奋状态。2000年6月，亚历山大踏上了新西兰城市旦尼丁的土地，在这里开始一年的预科和三年商业本科的求学生涯。他清
亚历山大选择了留学新西兰，“父母的设想很好，认为出去可以掌握好英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准备出国的三四个月中一切顺利，全家都处于亢奋状态。2000年6月，亚历山大踏上了新西兰城市旦尼丁的土地，在这里开始一年的预科和三年商业本科的求学生涯。他清晰地记得，在机场即将离别时，母亲的眼睛红了：“你从小都在我们身边长大，一个人出去怎么生活啊？”
一个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到了陌生国度，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在旦尼丁首先遇到住的问题，学校给学生安排了宿舍，两人住一个套间，需要两个同学配对，他蒙了。其他同学用熟练的英语找同伴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口语多糟糕，只好求助于生活导师。
接下来问题一大堆。衣服要洗，虽然宿舍里有洗衣机，但从小只知道从衣柜里拿衣服穿的他，不知道洗完衣服该怎么晒；吃西餐不习惯，想自己做饭，但不知去哪儿买酱醋油盐。生活导师不可能像父母那样无微不至。
学习上的剧变也让他不适应，国外启发式的教学令他一头雾水。“上语言课，老师让我们自己交流，他在一旁指点，我不敢开口就等于没上课。上专业课讲一个案例，布置一些议题，我从小做惯了选择题，不知该干什么。”更重要的是，没有流畅的语言沟通为基础，学习、交流、生活都困难重重。
四年的学习中，他没交上几个外国朋友，只结交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说来真可笑，业余时间我有一半时间以上在网络上跟国内同学朋友聊天。”等他弄懂了该怎么样在这个城市生活学习时，留学生涯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进行了两次论文答辩之后，他勉强在这个新西兰属于中下水平的大学毕业了。
重新踏上深圳的土地，他已经22岁，找工作迫在眉睫，但除了英语有点长进之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记者跟他提起一个案例，说一个高中生在国外留学三年，瞒着父母回到国内，在接待外宾的大酒店做了门童。亚历山大说，其实我也差点落到这个地步。
刚回来的时候，国外镀金的光环还算耀眼，父亲介绍他到一个熟人的外贸公司上班，一个月后他被委婉地辞退了。“随后我就变成了‘海带’”。“海带”是网上对留学归来待业人员起的幽默外号。但他没灰心，还订了两条找工作的原则：非跨国企业不去；年薪低于10万元不去。可经过几次面试之后，才发现“海龟”不那么吃香。一家美资公司深圳分公司招人，消息刚在报纸上登出他就去了。到招聘地点才发现，主管案头上堆了一大叠简历，其中有好几个和他类似教育背景的“海龟”。经过几轮面试，那个公司挑了一个本科生，并告诉亚历山大，你的薪水要求太高，我们要不起。
随后，他不断把薪水要求降低，折腾了近半年，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我都怕去人才市场投简历了，别人看‘海龟’的感觉都怪怪的。”
记者问，如果让你再次选择留学与否，你还会去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若有所思地说：“我在国外没学到什么东西，原因是对出国没做好准备，非学习的因素牵扯了我太多精力。其实，国外有很多新思维、新知识可以学习，如果先在国内参加适应国外生活的培训就好了。”
3、缺乏自律虚度光阴
家住蛇口的周先生是中国第一代MBA，1992年到深圳，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和公司。“我1989年考上华工（现华中科技大）研究生。那是中国和加拿大合办的工商管理学硕士班，培养中国第一批MBA。外教传授给我们的管理方法和商业理念让我们大开眼界，也让我在以后的企业经营上获益匪浅。”
基于这样的认识，又有殷实家境作为后盾，周先生在自己的独生子小辉2000年高中毕业时，没让小辉参加高考，而是让他参加托福及GRE考试，拿到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攻读国际商务专业。周先生说，想让孩子到国外去锻炼、学习，等他拿到文凭回国后，找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干几年。“最终，让他回来帮我。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没有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法是不行的。”
儿子不在的日子，周先生和太太在想念中度日如年。因为想跟儿子在网上聊几句，夫妻俩改变了原来几十年规律的生活模式，熬夜习以为常。“晚上不睡，跟儿子在网上聊。第一年儿子放假回来，我们把那几天过得比春节还隆重。”
然而，事情渐渐不太对劲了：小辉经常转专业或转学，到后来简直弄不清他到底在学什么；用钱的额度越来越大；更离奇的是，他每次回国，总要找外教补习英语。
在周先生的诘问下，小辉吞吞吐吐地说，在国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个朋友圈的人大多家境优越，大到买车和买时尚用品，小到吃喝，攀比之风盛行，小辉不愿“没面子”。朋友都爱听流行音乐，美国一张刚上市的CD要数十美元，小辉几年下来光买CD的费用就高达一万多美元，这样的消费水准是正常生活费无法负担的，于是他编造各种理由向家里要钱。长期与朋友混日子，学业没能顺利进行，连英语水平也因为与本土学生交流甚少而无法提高。
四年的日子熬到了头，去年小辉回到深圳，已长得又高又壮。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拿回的是一张汉语文学专业的文凭。这一年多，小辉基本处于“海带”状态，找工作屡屡碰壁。
周先生叹口气：“当初决定下得有些草率。孩子年纪小，是非判断能力和价值观都不成熟，自律能力也缺乏，一个人在外容易随波逐流。如果当初让他在国内读大学，成熟一些再出国，情况可能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