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类拔萃之辈――留美幼童的故事
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学生。他们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手中出现。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这个经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努力了10年之久，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计划，原本长达15年之久，却在进行到第10年时，因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半途夭折。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和驻外大使；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多年以来，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中国铁路开拓者———的故事为人熟知，其他却语焉不详。
2002年，我们应邀到哈特福德访问，研究课题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的帮助下，120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他们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
位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今天或许是个不起眼的城市。然而100多年前，曾经辉煌一时。它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打字机和手术麻醉药是在这里问世的。在哈特福德，聚集着有影响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其中包括1851年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陀夫人、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当年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也坐落在这个城市。
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83年。包括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内，曾有28名中国幼童在这里就读。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
故事的讲述人是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教授。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
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那可是给对手一个太强的诱惑。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样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避难山路上走。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聪（邓士聪）一定是首选。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如果说邓在速度和风度上占优势，那么康（康赓龄）则是力量型选手。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CHO，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教养懂世务的人。在课堂上听他解读恺撒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几乎每个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CHO有一把超过12磅重的猎枪，他可以终日毫无怨言地扛着他的这把宝贝枪，并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久友谊的见证。在中国，听说他参加了海军，可后来没有了下落。我们之间有过几年的书信往来。（这位“CHO”是曹嘉祥，他后来是北洋海军镇远舰枪炮大副，再后来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笔者注）
这些男孩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他们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的。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他们，是因为和东方人共舞的异国情调，还是真的受到他们言谈风度的吸引？但事实就是，在舞会上，在一些招待会场，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因为他们（哈佛大学）总在我们的后面”
钟文耀是“留美幼童”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籍广东香山，来到美国时12岁。1879年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成为了耶鲁大学校划艇队的舵手。
在一张划艇队的集体照上，其他队员膀大腰圆，只有钟文耀矮小孱弱。不过身材矮小恰恰是作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型要求。因为划船比赛分不同重量级，除了划船队员自重外，船上其他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当然也包括了舵手的体重。
钟文耀在耶鲁划船史上颇有名气，可不仅仅因为他超人的体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担任耶鲁划船队舵手的两年，在和哈佛大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次比赛中，耶鲁均取得了胜利。
起源于1852年8月3日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算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大学校际赛事。到2003年138届，总比分为哈佛85比53，应该算是大胜耶鲁了。因此，耶鲁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小胜，就更让耶鲁人津津乐道。
作为划船队的舵手，主要职责有二：其一，为比赛中快速行进的船掌握方向。其二，使全体队员动作协调一致，并激发他们的战斗力。第一条属于技术活，学会了就掌握了；第二条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体动作、用特殊的语言去振奋、感染所有的队员，让他们斗志昂扬。如果中间夹杂些粗话、叫骂，效果更佳。
面容娴静若此的钟文耀如何担当此任？
菲尔蒲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果真记录了中国舵手钟文耀令人担心的那一面。
他比赛时指挥船安静得像是他们在自己练着玩呢。据说之前教练告诉他，舵手必须要学会斥骂划船手，大声指挥，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发挥到极致。而他总是儒雅地坐在船头。大声咒骂看样子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性格沉闷，甚至有些冷漠。但是，教练对他反复训练，一遍遍告诉他舵手必须学会大声呵斥。终于，有一天，他这么做了，据说他突然间开始机械地，毫无重音地，反复地大声重复着“DAMN！”“DAMN！”“DAMN！”（相当于“他妈的！”）结果令所有的队员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后是央求他停止这羞涩的“叫骂”。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在钟文耀做耶鲁划船队舵手的1880、1881两年间，耶鲁队大获全胜。
关于钟文耀的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若干年后，他偶遇一位哈佛毕业生，当两人谈起哈佛耶鲁的划船比赛时，哈佛生怀疑地看看钟文耀，说，你见过哈佛划船队吗？钟文耀颇有风度地承认，他没有见过。稍作停顿，他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的后面。
“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我们发现了一份1876年6月23日上午一次纪念会的学生演出节目单。在总共9个演出节目中，竟然有4个都是由中国幼童担纲。
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也举行毕业班学生讲演比赛。发表演说的通常是杰出学生代表。我们从中发现了数份中国“留美幼童”的演说稿。
1878年，梁敦彦（后曾任清政府外务大臣）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北极熊”的演说，围绕俄国—土耳其战争，分析俄国处理事件的方式。梁把俄国人描绘成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有着狐狸一样的狡猾和老虎一样的残忍。如果不遏制俄国企图霸权的野心，那么不久以后，欧洲将被这一巨大的霸权控制。
“俄国是窃贼！”梁声泪俱下。他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时的报纸说梁被召唤回台上谢幕，这种情景在哈中历史上很少发生。
第二年春天，又一度毕业典礼演讲比赛。这天天气恶劣，但丝毫没有阻止人们观看60多位男女学生演说的热情。这天出席的贵宾包括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先生、NEWBRITAIN市长、前任州财政大臣CAMP先生，有广告商，有康州其他一些中学的校长。这一年有3名中国幼童从“哈高”毕业，他们今天都要参加学校的毕业讲演。
哈特福德《每日论坛》报为我们留下了毕业典礼的详细情景。3位中国学生独树一帜，他们身着华丽的丝制长袍：一位是橄榄色缎子，另一位在橄榄色长袍上系着华丽的珍珠色缎子腰带，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贵的浅褐色丝袍，打着黄色缎带绑褪。为了和服装款式相配，第三位学生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顶满清式的缀有红钮扣的帽子。中国学生卓尔不群的打扮无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每日论坛》评述到，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耶鲁大学肄业，曾任1904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监督）的演讲。他的题目是讲述法国大臣JEANBAPTISTECOLBER（1619—1683）的一生。尽管黄的英语口语略带口音，但是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优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处的手势。黄的遣词造句非常得体，段落组织精妙绝伦，成为当天演讲比赛的一个楷模。
紧接着黄开甲出场的是蔡绍基（耶鲁大学肄业，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他的演讲题目是“鸦片贸易”。蔡说，他最有资格演说鸦片，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蔡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为“神奇抚慰者”、“无价之宝”的鸦片。如果人们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们就会把它称作“可耻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药。蔡展示了一位鸦片瘾君子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讲述了父亲们用出卖子女的钱来购买鸦片。
当时，西方一共向中国出售了30多万磅的鸦片，收入有6000万美元。出售此毒药给一个人比用刀谋杀他还要恶劣。蔡谈到了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他认为，虽然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许多方面需要谴责，但是大英帝国以此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讲演在结束时获得了观众给予的最富热情的掌声。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这时，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了最后的抗争。当他感到留学事务局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立刻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
“过程很有趣。JOE（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上他的名字。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出具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JOE（推切尔）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来向人借一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5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留学事务局的监督）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留学事务局首任监督）。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1881年7月9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肄业局结束了！”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推切尔牧师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10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
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幼童分批撤离美国。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学生们身穿西式服装，像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士们一样。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钮扣眼里，都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10月6日，推切尔牧师收到幼童容尚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他说，你那天没有到车站去送中国学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老师望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充满疑惑地问，你说的是真事还是你编的故事？
“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谭耀勋。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总领馆的一个职位。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他死后，葬在曾生活过的美国家庭的墓地里，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后代称为逆子的容揆。他当年的所为，桩桩件件都可谓惊世骇俗。
据说，容揆曾写信向父亲宣称自己已经信奉了外国的宗教。做爹的哪听得了这一套，闻罢即暴跳如雷，他写信给留学事务管理局，请求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遣送回国，并表示将痛揍逆子，令其改邪归正。这件事发生在1880年，离幼童集体被撤回还有一年。
但最终，老父想法没有能够实现。在从哈特福德前往波士顿，准备从那里被遣返中国的路上，火车途经春田车站时，容揆称需要和照顾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别，但却从此销声匿迹。
他对语言的领悟力极好，他不仅很快克服了英语障碍，而且还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1880年要被留学事务局遣返时，19岁的他刚刚从春田中学毕业。由于学业优秀，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言。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做出逃离留学事务局控制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作为一个学生，离开事务局意味着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无法保障。而在当时，容揆似乎已经无法忍受在幼童留学事务局受到的一切——特别是最后一个委员吴子登。
在后来给孩子们留下的回忆文字中，容揆说，“吴子登对于我们胆敢直盯着他的脸的行为感到震惊，居然还敢对他嘴里说出的话不言听计从。”容揆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一个他将永远遭受此等蹂躏的地方时，他的逃跑就毫不奇怪了。对于这一切，容揆的叔叔容闳不会视而不见。
他委托推切尔牧师和容揆在春田见面，把500美元转交给容揆，作为他在美国生活学习的费用，条件有三个。其一，他必须进入耶鲁大学读书；其二，他毕业后必须供职于和中国有关的事务；其三，在他经济独立的时候偿还这笔费用。
1880年，容揆已经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容闳却坚持容揆就读耶鲁。当幼童被召回时，在所有已经进入美国大学的幼童中，就读耶鲁的占了一半。耶鲁大学在1847年率先成立以教授自然科学为主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幼童詹天佑和欧阳庚都毕业于该学院。当年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军事、矿业、铁路、制造。容揆的确是遵从了叔叔容闳的嘱托，于1884年毕业于耶鲁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
容揆的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是关于爱情的。
在春田，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姑娘梅。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容揆寄住家庭的女主人和梅的父母是好朋友。按照当时梅在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梅当时在大家心目中是性格最腼腆的，甚至没有可能嫁给自己班级以外的另一个男生。然而她却在春田制造了一个爆炸新闻，和中国人谈恋爱。
梅的家庭首先反对。但是反对的方式倒也奇特。梅的爸爸说了一个条件，他让容揆在一个时间段之内不能和梅见面，也不许以各种方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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