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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正在孕育无数奇迹的地方。与低迷和衰退的西方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保持了7%的增长速度。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几十万海外留学人员来说，回国发展正逢其时，是重新放飞梦想的地方。 任真37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正在孕育无数奇迹的地方。与低迷和衰退的西方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保持了7%的增长速度。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几十万海外留学人员来说，回国发展正逢其时，是重新放飞梦想的地方。
任真37岁，某驻华使馆官员
国际人的新天地
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任真还是一件短袖的T恤，3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依然充满了活力。像许多的江南女子一样，脸庞清秀，却显得非常精干。任真，混合了法国阳光式的爽朗和中国南方女人的细腻。任真是地道的南京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没有离开南京。“我是个恋家的人，不愿意离开父母，没想到一走就是那么远。我特别喜欢南京，印象中有一条很宽的街道，两边栽着密密的梧桐树，将整个马路的上空都遮满了。小时候，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遛达。以至于我在法国留学期间，都十分怀念那条栽着梧桐树的马路。”
从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作了3年的科研工作，任真又考取了南京工学院自动化图像处理专业的研究生。
尽管有直系亲属在美国，出国对于任真来说并不是计划内的事，直到新婚不久的先生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26岁的任真才跟去。“我这人不赶时髦，随遇而安。”回国也是先生先回来，她再把家搬过来。虽然有一点“夫唱妇随”，从1990年自费出国到今天10年的时间，任真所取得的成绩还是令她自己很骄傲。她从一句法语不会讲到顺利拿下了计算机通讯学的博士学位，其中的艰辛一句两句是说不完的。“我们的老师都说，中国的学生非常优秀。”
任真对法国有一种神往，因为她的朋友曾讲，去过巴黎和罗马，其它城市就不想去了。然而任真也说：“我出国时，心智已经相当成熟了，还是想学成以后回国，因为在我当时26岁的生命里，已经烙下中国人深深的烙印。”
一年前回国的时候，任真和先生都已经加入法国国籍，过着标准的法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有别墅有车，有很好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有两个可爱的男孩，工作的时候喝下午茶，度假的时候去尼斯晒太阳。
按说，任真夫妇的生活足以让许多人羡慕，但他们一直在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回国发展成为任真断不了的念想。初到北京，她非常惊异于北京的现代化，她说：在法国四五年一个地方都没有变化，但是在北京，一天一个样，这令她非常兴奋。虽然也不时为北京的污染以及居住环境、人文环境有过短暂的不适应，但她开始重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离别了11年的地方。她也开始了令她颇有成就感的工作。“去法国留学不仅学到了科学和语言，更多的是学到了一种文化，了解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对我来说非常有益。”任真说，沉浸在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的氛围中，她的身上是一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是个国际人。她每天要接触各行各业、各个国家的人，而这在她法国的工作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你才能有这样的舞台，它需要你调动全部的聪明才智，而不仅仅是自己的科技专业，我认为自己很适合这种与人交流的工作。”
就在日前，她刚刚送走法国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化学家让·玛利·莱恩，任真为他安排了全部的活动行程，其中包括他在大学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这种活动对年轻人是个鼓励。”任真非常高兴。类似的交流活动在任真的工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包括中法科技项目的合作，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等，她认为对中法来说都非常有意义。
王文红35岁，一家合资制药有限公司特殊产品市场经理
用自己的方式爱国
采访的那天正好是王文红35岁的生日。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她，一身深蓝色暗条的套裙，内衬红色的丝绸衬衣，典型的职业经理人装束。一副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从北京第四制药厂的一名技术员，到32岁踏出国门去英国留学，直至今天的职位，王文红说一直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选择人生道路的，不断追求进步与完美。
“从我的名字上，你们就不难看出我是‘文革’中出生的。”王文红的父亲是飞行员，母亲是军医，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但父母却给予她的选择以最大程度的尊重。1988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四制药厂做技术员。同分到这个厂的有10多名大学生，开始，王文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入厂两个月时，王文红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谈大学生在人生观上的一些困惑。文章登在企业内部刊物上，王文红立刻成了厂里的名人，身为团委书记，王文红思想活跃，活泼好动，她隐约觉得自己还能做得更多。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段经历，我要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制药行业太落后了，几乎没有资金投入到研究开发中去，生产的产品都是国外已经淘汰的品种。后来我出国留学，看到国外的制药企业，我就非常想让中国的企业也能这样。”
期间她又在一家著名的医院做过药剂师，1993年到西安杨森工作成为她事业的转折点。工作5年以后的1998年，做到医学经理的王文红辞职了，她用自己的积蓄去英国伦敦商学院上MBA。
伦敦商学院的MBA在欧洲排行第一，但一学年的学费要2.5万英镑，相当于30万元人民币，算上生活费差不多四五十万。上MBA时，王文红32岁了，孩子也已经6岁了，到了上学年龄。年过30的女人，还有留学的必要吗，何况孩子正需要母亲的的关爱，王文红也有过犹豫，父母的支持最终让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国。“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我已经去过20多个国家，我不甘心平庸，一定要尝试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出国留学的动机。”
昂贵的学费和苛刻的入学条件使伦敦商学院的MBA聚集了一大批的精英。王文红所在的班上，学生平均年龄37岁，60%都是副总以上的职位，有3个是花旗银行的副总裁。他们分别来自27个国家，像个小联合国，她是最小的。毕业后，杨森、辉瑞等大公司到学校招人，因为出国前的工作经历，王文红去了英国杨森。
在王文红的身上，很明显地能感受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特殊时期造就的历史责任感，说到为什么回国的时候，她很激动地说起一天晚上看到的朱镕基总理的电视讲话：“我很敬重他，朱总理说，中国不缺资金，就缺技术和人才。国家需要更多的留学生回到国内来发展，真的是这样。我们还和那些八十年代为了出国而出国的人还不一样，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我就是想做点事情，在国外你毕竟是个外国人，机会有限。”
王文红说，出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使她更爱国了，在伦敦商学院，包括自己班里有4个华人女孩子，一个从新加坡去，两个从美国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华人帮华人，不管做功课，活动都在一起，“至少不要给我们的国家丢脸，好在成绩还都不错。回到中国，我们更应该团结，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领导的团队强调大家互相帮助，不能拖后腿。”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从父辈身上一脉相承的信念。在英国杨森工作时，王文红曾邀请父母去英国旅游，公司报销费用，但父母就是坚决不去，父亲还问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
和中国的开放和宽容相对比的，是英国的保守，英国的阶层分得很细，你如果是中产阶层的人，就别想进入上流社会。“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他们陶醉在自己的文化中，根本不愿意了解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有些英国人看来，中国人能买汽车，能到最好的英国学校留学，简直是不可思议，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游行，举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老觉得我们没人权。在英国的时候，我一有机会就向他们传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李杰29岁，某贸易协会部门经理
原来天空可以更美
一身黑色的套装，一头披肩发。一张圆脸似乎还没有脱去稚气。“如果不是朋友引荐，我是不会接受采访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张扬。”李杰说。
不断的追求，然后放弃。从李杰的经历中看的出来她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李杰从小到大都是在西安这座古城生活的。1989年，大学主修英语专业的语言文学；到了九十年代，去西安旅游的“老外”特别多，还是大学生的李杰就利用假期，兼职做导游。在别人看来富得流油的导游职业，李杰却瞧不上。“那时，各个景点给导游的回扣相当高，游客们在景点买完商品离开，我也走，可售货员追上我，往我兜里塞把钱。我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往外掏兜里的钱，每个兜里都是一把把的钱。算一算，两天就挣了好几千。然而我心里并不开心，灰色收入让我不舒服。”
尽管1993年毕业后，同学们纷纷选择导游这一热门职业，但李杰不为所动，去了西安当时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在培训部工作，给中方员工培训英语，给外方员工培训汉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一家公司录取，而且被派到北京工作。总裁助理的工作只做了不到一年，1996年26岁的李杰自费踏出国门留学，去英国读国际旅游酒店管理，读了一年，又去上了MBA。
在英国读书时，李杰经常去做义工，以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她在国内国外做过的各种各样工作算起来不下10几种，“而且都能做得很好”，李杰开心地一笑。
这种乐观的天性使得李杰即便是在英国找工作碰壁后，也没有气馁。1999年回国后，她很快在中英贸易协会谋到了公关经理的职位。
在这家贸易协会，李杰感到工作很充实，专业化的工作技能、留学的背景和天生良好的沟通能力使她在工作中游刃有余。除了要安排英国高层领导访华、中英之间的商务活动和一些日常工作外，李杰还主编一本精美的刊物《英中未来》，主要刊登英中商贸、教育、文化等内容，“每天聊聊天，就把工作干了，我特别喜欢。”
中国人一般都觉得英国是个古老、保守的国家，李杰在每期的《英中未来》里，都会设置一个主题，比如科技、体育、服饰，她就是让人们改变对于英国的印象，把一个现代化的发展的英国展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