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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 对一名人大博导猝然自杀作哲学解读 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朋友说 自杀和写作都是他研究的表达方式 12月5日中午1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教授从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
对一名人大博导猝然自杀作哲学解读
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朋友说 自杀和写作都是他研究的表达方式
12月5日中午1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教授从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逝世时年仅50岁。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坠楼身亡。
他的追思会，将于12月13日下午在人大逸夫堂中心举行。
余虹，这位毕业于暨南大学的博士，如今是国内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师友众多，深受学生喜爱。一位在学术上建树颇丰的中年学者为何自杀？坊间议论纷纷，媒体上也有颇多揣测之意。
然而这些猜测，却让余虹的朋友感到气愤……
“怎么现在的人都这样？一定要说这里面有什么复杂的事情，什么斗争之类，才行吗？”12月8日，是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文学院为余虹开设纪念室的第一天。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着。“我在商场，听到售货员都在说，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不明白，也不会明白。”
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还没有从失去挚友的悲痛中走出来。余虹在自杀前，专门托人留了一封信给他。“我昨天刚说哭了一个记者。”对于媒体和网络上的种种猜测，余虹的朋友们有些生气。余虹选择自杀，是朋友们意料之外的事。然而，“这是他的选择，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穿过人大校园里的草坪，就到了人文楼。121室是余虹纪念室，进门就能闻到鲜花的香味，余虹在海边拍的照片挂在墙上。照片里的他双手叉腰，背后是无垠的大海。人文楼2楼有接待室，放着轻柔、略带悲伤的音乐。余虹生前的照片被制成精美的幻灯片。“我们不想布置得那么阴暗和悲伤。”
对于余虹的自杀，他所在的文学院并没有试图将事件“压”下去。12月5日，余虹自杀身亡。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治丧委员会”便将余虹辞世的消息在学院主页上公布，这时，还没有媒体进行公开报道。在余虹教授留下的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余虹纪念室预计将保留到12月16日，杨慧林是余虹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文学院院长。筹备和接待的事情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余虹的亲属都会陆续赶到北京，有的已经到达。由于余虹生前在多所高校任教，不少人是专程从广东、湖北、四川等地赶过来悼念的。
此时的杨慧林也是大病初愈，说起好友生前，他慢慢地转过头去，轻轻拭去眼角的泪。余虹在自杀前托人转交给杨慧林一封信，就在杨慧林看到信的同时，他也接到了好友自杀的噩耗。“那场面很惨。我看到了。”他婉拒了几位远方来客要见余虹遗体的请求，“余虹也不会这样希望的。”
余虹所住的世纪城，“楼与楼之间很近。”余虹住在2楼，而他自杀时是从10楼跳下。余虹给杨慧林的信是通过别人转交的。余虹其他的朋友说，余虹应该是打定了主意，怕见到朋友改变主意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在《悼余虹》中写道：“余虹把答案带走了。他一定认为这是他的私人事件，没有必要和他人包括亲人和挚友谈论。”
余虹选择了自杀。这在之前似乎并无征兆。自杀前10天，他还和朋友高旭东约好了，参加定期举办的青年学者论坛。后者是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而余虹因为身体原因原定要去海南疗养，对方找好了房子，余虹却临时推迟了。
然而余虹的自杀仿佛又有征兆可循。他的一个朋友认为，余虹该是做了准备的。
学生眼里最动情的老师
“他早已绝顶，只在脑袋四周有一圈头发，爱戴一顶帽子，有很深的艺术家味道，后来听他谈话果然是学过并画过油画的。”
“一身休闲装的余老师就这样从讲台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住地踱着，用那重音奇特的四川口音欢快地讲述着索绪尔、康德和海德格尔。讲到高兴处，兀自笑起来，丝毫不怪罪下面不知所云的我们。”
这是“余门弟子”眼里的余虹，前者在余虹博客上长篇留言，后者则在百度贴吧上建立了“余虹吧”。
而在大三学生小韩的眼里，余虹是“讲课最动情”的老师。“讲到动情之处，双手举起，仰头享受的样子。”他们的接触只是大一时余虹讲过几节课。韩明说他很喜欢听余虹讲课，“他是那种很和蔼的老师，是那种在超市碰见，打个招呼然后拍拍你肩膀的那种老师。”话才说到一半，这个男孩就有些哽咽了。“他是那种老师他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甚至超过爱他自己。”
记者了解到，余虹去世后，文学院上课时有老师宣读了余虹教授的遗书，结果全班同学当场抱头痛哭。
一个曾上过他的课的学生告诉记者，“他写书有一点就发给我们做讲义，不会讲什么知识产权，很多老师都做不到。要是他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有很多雷同，他会选择大幅修改自己的讲义。”
“我们都在想余虹老师为什么选择正午时刻离开。早上不好，晚上太黑，正午是最好的时间，又容易被人早点发现。落地的那一刻，我相信余虹老师还是有意识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说。
余虹的死，因为他的哲学课程，在学生们的悲伤和怀念中，也带上了美的色彩。
上个世纪90年代，余虹在暨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华中师范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去的城市越多，朋友也就越多。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余虹的才华。
“余虹最喜欢北京，他说北京是个‘不是地方的地方’。”朋友说。而在他严重失眠需要疗养的时候，余虹还是想起了南方。
高旭东和余虹认识了16年，在他眼里，余虹是个“思想独特、非常好”的人。“我们都参加青年学者论坛，大家在一起聊聊学术、吹吹牛。最后一次联系是10天前。”
在余虹朋友们散碎而生活化的讲述中，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会画画，会打乒乓球，喜欢装修设计。陶东风说：“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他的文字是那么精美，干净，绝无杂质，精雕细琢又不留痕迹,就像他的穿着，干净朴素但绝对是精心选择和搭配的。他每个生活细节都是精心安排的。在帮助我搞装修时，他的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
文学院一楼一侧要修讲厅，余虹就向杨慧林主动请缨，设计讲厅。“他设计得肯定美，肯定特别。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只能很累。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完美主义，他付出太多，得到的必然也多。”陶东风说。
记者看到余虹生前的许多照片，不少照片在构图和色彩运用上都非常讲究。
在余虹自杀的事情上，事后的讨论中有一个焦点，就是余虹的身体状况。对于余虹的抑郁和失眠，他的朋友们都多少有些了解。“我们都劝他放下笔，不要再写文章，休息一段。可对他来讲，写作是一种享受，如果中断这种享受，那会是非常痛苦的。”
长期的失眠困扰着余虹，这一点鲜为人知。更少人知道，他曾积极地寻求治疗。“他看过很多医生，态度也是很积极的。这种病就一定要吃药才行。”余虹甚至劝过朋友，早餐时要搭配些水果，这样营养均衡。他也拜托了海南的朋友找地方去疗养，“地方定了，他却借故推迟。”
抑郁和失眠已经影响到了余虹的写作。杨慧林说，近日两人分别要写两篇重要的报告，临结束前一天，余虹打电话说他写不出来了，才写了报告的1/3。杨慧林很了解余虹，“余虹是真的写不出来。我相信，我的朋友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在余虹的朋友们看来，余虹选择自杀的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复杂。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余虹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也在这时终于理解了父亲。
然而，他们感到惋惜。“一念之差埃”自杀也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根由”
在余虹一篇名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中写道：“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余虹是在说起高校女博士自杀时的评论。而这段评论，在他自杀后，被不断地转载，甚至成为他阐述自己自杀原因的文字。
关于他死因的讨论，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会有一些“是是非非的议论”。
这一次余虹的逝去，与以往高校自杀事件之后的舆论都有所不同。记者所了解到的是，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尊重余虹的选择，部分甚至将余虹的死作为一种对“蝇营狗苟的生命”的最后反抗，也有将他的自杀上升到哲学层面。在这起自杀事件中，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寻找着余虹自杀的原因。
余虹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福柯。对于余虹的死，有人写道：“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多家媒体引用这句话，用来渲染余虹自杀所含的哲学意味。
事实上，生与死，一直为余虹所关注。在《人生天地间》中，余虹写道，不错，你是要死的，你的死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死亡启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应该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死亡就这样一次次将昏睡于人群中的人唤醒，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不错，所有的生物都是要死的，人也不能例外，但人死的方式是可以例外的，因为死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不仅仅是生命的被动消失。
余虹的一个朋友说，自杀和写作，对于余虹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样的，都是从事研究的表达方式。
余虹，作为朋友眼中的“完美主义者”，是不是放弃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还是因为病痛不堪忍受所以选择结束？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记者就这个问题联系杨慧林教授时，他还在忙着照顾余虹的家属。他说，他只写一句话：“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的思想者，怎么会不知道世界从来不完美而且也不可能完美？世界的意义注定在世界之外，离开世界未必只能表示决绝。正相反，我从余虹的信中感到：他不只是要托付什么，甚至也是想最后为我们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