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被舆论“妖魔化”的媒体责任

媒体最近关于女博士的话题不断，联系去年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大龄女博士跳楼自杀的争议，还有媒体热炒的“女博士裸死教学楼”、“女博士代言”和女博士做某大学的“形象大使”，一直上溯到“灭绝师太”的“封号”之争，女博士再一次成为公众高密度关注的话题。 一、被

　　媒体最近关于女博士的话题不断，联系去年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大龄女博士跳楼自杀的争议，还有媒体热炒的“女博士裸死教学楼”、“女博士代言”和女博士做某大学的“形象大使”，一直上溯到“灭绝师太”的“封号”之争，女博士再一次成为公众高密度关注的话题。

　　一、被舆论“妖魔化”的女博士

　　关于女博士，坊间有许多写意类的民谣，除了广为流传的“灭绝师太”之外，还有UFO(ugly、fat、old,丑陋、肥胖、老)说和“第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等，近期见诸于报端的种种女博士新闻，以负面报道居多，如婚恋问题、感情危机、跳楼自杀、心理变态等等，似乎又验证和加深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印象体验。在这样一个舆论环境中，女博士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问题人群”，从其外表到内在性情、行为能力、心理状态都遭遇到全方位的调侃和质疑，成为一个受人关注又遭人排斥的尴尬符号，群体形象被严重歪曲和妖魔化。

　　女博士成为一个被人关注的话题，其现象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学意义和传播学意义颇为耐人寻味。这其中，既有男权社会的烙印，又有媒体有意无意的“塑型”，女博士形象的妖魔化，从其舆论形成机制的角度考察，是男权社会与媒体“不谋而合”或甚至于有意“合谋”的结果。

　　二、女博士“妖魔化”的社会原因

　　分析有关女博士的传言文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这些评价关注的都是女博士的性别角色而非社会角色。换言之，它是用女人的规范而非知识分子的规范、用男人的视角而非社会中立的视角去展开观察和评议，其背后的动因其实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现实。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解放和独立，有了靠自我奋斗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和可能性，接受高层次的教育，累积丰厚的文化资本，便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途径。但同时，传统社会和文化对女博士的性别角色期待并没有因为其社会角色的增加而减少或者弱化，相反，女性角色所要求的依附、温柔、美丽、贤淑、顺从反而更受关注和强调。女博士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其所承担角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她们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具有更强的心理耐受力，不仅要具备贤妻良母、温婉美丽的性别特点，还要求具备学者应有的学术能力。但是在人有限的精力里其结果往往是“难以两全”。

　　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源于早期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渐渐地在我们的社会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中变成一种制度化的安排。男权社会评价女人的标准首要的是性别角色要求，其次才可能是学识、才干等一般社会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还往往是不被认可的)。而且，男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本能地对他们头脑中定性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入侵一贯是他们“势力范围”的知识界——特别是顶级层域持排斥态度。女博士在许多男人眼力，是“出位”并且没有必要。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名男博士就公开表示：“女孩读博士，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不是非要读博士去改变自己生活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再继续读下去了。”持这种看法的决不在少数，它反映的不仅是女人“第二性”的社会从属性地位，而且否认了女性自我奋斗的价值取向。女性的奋斗和贡献不仅得不到社会的赞扬和肯定，反而受到嘲弄，这是对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摧毁。更可悲的是，现实中女性高学历者遭遇的种种尴尬和不幸似乎也在证明着这句话的“真理性”，至少是“局部真理”。

　　三、女博士“妖魔化”中的媒体责任

　　男权社会对高学历女性的偏见和本能排斥，是女博士被妖魔化的现实基础和舆论前提。而这种偏见要形成一种现实的社会舆论，还需要媒介和一定的途径来聚合。现代社会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媒体，而媒体的猎奇心理，片面选材、缺乏深度剖析和客观积极评价的报道行为在女博士被妖魔化的过程中又起了不良作用，并最终形成显然对女性有失公平的舆论现实。

　　男权社会的价值观是舆论形成的基础，但由于社会阶层和兴趣区隔的存在，对女博士的非议还只具有个别性、分散性，仅仅是民间话题、小范围的调侃，女博士尚不会成为被社会如此高密度、广范围关注的对象。只有经过媒体这个媒介，她们才能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社会不同族群共同关注的对象；只有经过报道这种媒体行为，女博士形象的严重妖魔化才成为可能，这是女博士被妖魔化的形成机制。

　　从其形成过程看，女博士“妖魔化”是某些媒体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盲目迎合世俗偏见的结果，媒体市场化却又缺乏规制是因。只要有市场，就会有部分媒体的猎奇、迎合心理。事实上，媒体对女博士的报道，集中选择她们的日常生活、婚恋、长相等方面，只强调她们的性别而忽视她们的学识和贡献，把女性角色锁定在“生育工具”和“性感尤物”，是媒体定位低俗化的体现；只关注她们的“问题”而不关心她们的困境，并对这些问题做浮光掠影、哗众取宠式的解释，这种“选择性放大”式的报道行为是媒体人文关怀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表现；只猎奇她们中的“极端现象”而不做全貌的客观描绘，以偏盖全、跟风、人云亦云、不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和解析，不够独立、客观、公正、理性，这些都是媒体新闻职业主义精神淡漠的反映。

　　对女博士报道的世俗化、庸俗化，是媒体产业化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文化媚俗的缩影：既然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媒体就要迎合男人的胃口，于是就造就了有“看点”的、被歪曲的女博士形象。在媒体营造的这个舆论环境下，被扭曲和误读、被丑化和妖魔化的不仅是女博士，还有女律师、女演员、女记者······她们多数人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并默默地为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做出贡献，但因为其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有别于传统的以家庭为主要舞台的女性，因而不能得到男权社会的理解和认同，甚至是女性自身的认同——更甚至是女博士群体自己也处在矛盾和挣扎中。对于她们来说，弗罗伊德的那句“我们越是文明，我们就越不幸”一语成谶。真不知道这是女性的不幸，还是我们社会的不幸！

　　值得欣慰的是，从热吵“女博士裸死”到人大新闻学院董姓女博士跳楼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在报道视角、深度、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在更重视解释性报道的同时，事件动态的报道也显得更为全面、深刻、客观。

　　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加理性的社会，也期待着一个更加理性、负责、有辨识能力的媒体，少一些“妖魔化”，多一点“人性化”。

　　(张淑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博士生；王长宏,中共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