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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浙江大多数高校都设了一个专项奖，用来奖励暑期实践做得比较成功的团队，而媒体是否参与报道，是评审
今年浙江大多数高校都设了一个专项奖，用来奖励暑期实践做得比较成功的团队，而媒体是否参与报道，是评审的主要标准之一。更有甚者，浙江某学院专门制定了一份奖励细则，规定国家级媒体发200字以上奖励4000元，省级媒体发300字以上奖励3000元，地市级媒体发600字以上奖励1000元。(8月3日《现代金报》)
对于浙江高校这种“重奖”社会实践的做法，反对者多将批判的重点集中在“重奖”上，而笔者以为，纠缠于“重奖”有舍本逐末之嫌。从价值判断上讲，高校完全可以“重奖”在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团体和个人，难道肯定和鼓励就一定要以精神鼓励为主，一旦涉及物质奖励就会变味？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重奖”，而在于“重奖”的标准是什么。但凡“重奖”，其前提必然是要评比优劣，以事前划定的标准和事后考核的结果作为“重奖”的依据。
若按照媒体是否参与报道作为评审标准，那么媒体也就意外地成了“评委”。姑且不论媒体在大学生社会实践问题上，有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单就这一“评委”的产生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就值得商榷。一般来说，媒体可能连自己贵为“评委”这一信息都不了解，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无从谈起，这样的评审曜己推郎蠼峁?欢?蜒怨??ⅫBR>显然，高校不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评奖结果是否客观公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媒体关注。也就是说关注本校的媒体越多、级别越高，这样的奖励就越成功。高校唯媒体报道马首是瞻，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可以提升其影响力，可以让更多的领导看到这所学校的成果。
不在乎评比本身的客观性、公正性以及引导作用，而把权力是否关注作为唯一标准。这样的大学做派，注定无法培养出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只能造就一批不注重实效只知道钻营的“准官僚主义者”。而且，这也意味着大学对权力的献媚，将一个教育评价问题变成了一个“政绩工程”。(志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