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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水平低的，我一般听半堂课就走人了。如果一堂课很无趣，我还在听，唯一的解释是，这个老师正在用点名来保证课堂的虚假繁荣。我走不了，但会讲话，我会看书，一般不会理这个老师。” 武汉一所高校大四学生肖绶（化名）正在准备考研，可那些味同嚼蜡却又不得不忍受
“老师水平低的，我一般听半堂课就走人了。如果一堂课很无趣，我还在听，唯一的解释是，这个老师正在用点名来保证课堂的虚假繁荣。我走不了，但会讲话，我会看书，一般不会理这个老师。”
武汉一所高校大四学生肖绶（化名）正在准备考研，可那些味同嚼蜡却又不得不忍受的课常常打乱他的复习计划：“偏偏讲得不好的老师喜欢点名，经常用‘再不来上课，就不用考试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们。”他“很想了解这些老师的心态”。
大学课堂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趣、无聊，而“讲话、看书、不理老师”则是学生们普遍的应对策略。他们“上课时低着头，面无表情，不看你，也不回应你”，某大学新闻系余老师形容她的课堂是“一潭死水”。
“再有激情的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也都是赶紧把备好的课讲完，落荒而逃。”余老师说。
她发现，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学习渠道多元，“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85后”大学生心高气傲，吹毛求疵，不谦和不宽容，不轻易服人。老师们似乎有点儿“镇不住”学生了。
艺术系学生小钟有点儿“可怜”她的“邓小平理论”课老师。“那是个老教师，不会用多媒体，讲得又枯燥，下面乱哄哄的。他也想跟我们搞好关系，就让我们每人写一张纸条，对他提意见。我们写了，也没见有什么用。有一次实在闹得厉害，他就大吼一声：‘我不想上你们的课了！’然后又拼命克制住自己。软硬兼施却总是失败，成了全年级的笑柄。”
而小钟不喜欢另一位老师的理由是：“他整节课都站在讲台后面动也不动，只能看到上半身。仔细听一下，讲得还可以，但声音太小了，听着费劲儿。”
余老师有一个学生小段，老师们一致评价专业素质不错，却和其他学生一样从不积极听课，从不主动发言。“他似乎觉得，上课回答问题是一件没有必要、很无聊的事情。”
“他不说，可你能感觉到这种态度：你这个老师也就这点儿水平。”尽管已经身为教研室主任，面对小段时余老师还是觉得有一些挫折感。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余老师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
由于小段的动手能力比较突出，而余老师恰恰对电脑并不太在行，在上“报刊版面编辑”这一课前，余老师决定由小段来给同学们演示电脑排版。尽管她提前两周就嘱咐小段做好准备，可临到上课的前一天，小段突然向她请假。他提出的理由并不很充分，余老师还是批准了。可第二天，当她走进教室时却惊讶地发现小段就坐在同学中间。
那堂课最终还是由小段来主讲。看着他娴熟地演示编排程序，余老师承认自己动手能力真的不如学生，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生气。虽然不断告诉自己也许只是个误会，“但他的眼神和表情让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得罪老师，又想让你急一下”。
“老师没经验，我们就不服气”
“现在的学生，两个字：挑剔！”一些教师摇头感叹：学生挑剔老师的知识水平、上课技巧，还要挑剔人格魅力和管理学生的技巧。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感正在逐渐消失，教师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
赵老师感觉压力最大的是一门关于网络的课程：“很多学生都有开博客、开网店的经历而我没有，他们往往知道的比我多、接受得比我快，这样学生的课上着都心虚。”
尽管每次都用心备课，赵老师仍遭遇过学生当堂“叫板”。一次给广告专业上课时，一名大四学生很不客气地站起来直言：“老师，你说的这些网上都能查到，我们想听实用点的。”
赵老师感觉“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之后两三天都无法平静。她认为学生不满的原因，固然有在就业压力下功利性地排斥理论课程，但更重要的是，自己非广告科班出身的专业背景，也无法让学生服气。
赵老师本科学计算机专业，跨专业考研读了传播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她仅在研二时学过一学期的广告学课程，相比之下，这些已经在广告专业浸淫了4年、又开始实习的本科生们，似乎真的有底气“小觑”这位硕士老师。
由于师资紧张，在一些高校，一些老师被安排教授与自己的专业沾点儿边、却并未涉足过的课程。前述某高校新闻系教研室主任余老师还担任着“西方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她坦言“力不从心”。
大学生尹斌说，每开一门新课，同学们都会打听和议论任课老师的学历、哪儿毕业的、从业经验等等，“如果没有从业经验或相应资质，我们就不服气”。
大四学生肖绶认为，大学扩招后，教师队伍也急剧扩张，师资良莠不齐，很多新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博士、硕士。这导致有的老师对本专业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广泛全面的了解，没有什么实践经验，讲课的时候“肚子里没货”。
肖绶认为，信息社会获得知识的渠道多了，老师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把那么多的信息整合起来，通过有效的方式，打个包传给学生。可遗憾的是，许多老师上课就是放放PPT，读读课本，“举一些地球人都知道的案例，还自鸣得意”。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刘永存说，每个人都知道学生正在渐渐远离课堂，却没有人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教师只一味责备学生越来越功利。可事实上，使学生远离课堂、远离教师的恰恰是教师自己。
刘永存曾在一所大学教务处工作，对该校上课情况进行过调研。“有的老师点名点20分钟，一节课去了一半。然后开电脑，电脑又坏了，弄半天。学生都很理性，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课堂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要来听课？上课是有时间成本的，他会比较，投资在课堂的一个小时，比自学一小时，哪个收获更大。”
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没有变，只是“现在的学生不像以前那么懵懂了，他会看破你这个老师，知道你是什么水平。如果老师没有给学生一种崇高的感觉，学生对老师就没有敬畏感。在学生身上找不到价值，老师会更加敷衍塞责”。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教授也不同意部分老师对学生“太挑剔”的抱怨。他认为，念PPT、“发黄的讲义”沿用几十年不换，让大学课堂磁力渐失：“大学课堂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力求变化。大学教师的假设应当是：我能看懂的书，学生也能看懂。教师绝对不能成为MP3，不能成为传声筒，不能成为朗诵者。
“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一定要能讲出课本以外的东西，他应该是问题的导引者。学生精力过剩，但他不知道‘兔子’在哪里。老师知道。”
知道“兔子”在哪里，来源于教师对学术和课程本身的研究。可现在，由于扩招带来的师资紧缺，原来正常教学秩序下的教师专业化过程被打乱了。一些博士、硕士刚刚拿到学位就仓促走上讲台。
“以前一个人要登上大学讲台，要通过一套严格的申报体系。”董云川说。他得先当几年助教，再经过层层试讲。但现在，这个原本必不可少的步骤由于耗时甚巨，被省略了。
同时被省略的还有对教学艺术的体会和沉淀。“一个好的课堂还需要教师成为好的传播者。这是教师本身的人格魅力，要让学生觉得每一节课都不同，没去上课实在太可惜。就像是不和苏格拉底聊天，只看书，如同隔靴搔痒。”
“可是，有几个老师能做到呢？”董云川叹息，当教师把上课当成“挣工分”时，谁还会去研究学生的需求，谁会费心琢磨自己上课时的语言、表情、体态？
要想真正让课堂“火”起来，主要责任还是在老师身上。专家认为，教师应重塑神圣感和责任意识，重建课堂磁场，把远离课堂的学生“拉”回来。（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