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为了一组光鲜数字，学音乐的毕业生开回厨具店的就业证明也算数。在就业指标的“高压”下，有的学校竟主动为学生提供虚假就业证明的“服务”―― 面对档案打回原籍或缴费委托存档的两难选择，莘莘学子只好无奈接受假证明、真失业的现实。 针对近来个别高校就业率“注水
为了一组光鲜数字，学音乐的毕业生开回厨具店的就业证明也算数。在就业指标的“高压”下，有的学校竟主动为学生提供虚假就业证明的“服务”――
面对档案打回原籍或缴费委托存档的两难选择，莘莘学子只好无奈接受假证明、真失业的现实。
针对近来个别高校就业率“注水”或与毕业证书挂钩的现象，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８月３日表示，教育部正采取措施，建立就业率举报制度，设立就业率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检查制度，在高校教学评估中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加大就业状况的权重，对就业率作假者实行“一票否决”。
就业证明
忙坏高校辅导员
学生就业有指标限定，超额完成可多得奖金。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的最后日子，各学校的就业统计也进入尾声。近日，一些高校毕业生至电本报，反映其所在学校在就业统计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小蕙就读于河北省某高校，由于考研失利，又没有特别合适的工作，小蕙打算复习一年继续考研。可是毕业后户口、档案的去处却令她感到头痛。因为学校规定，应届毕业生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打算再考一年研究生，一定要在毕业前向学校交一份“临时就业证明”，否则该毕业生的档案将不能保留在学校。小蕙告诉记者，那些没有开到“临时就业证明”的同学，他们的档案不是被打回原籍，就是被放到人才市场中。为节省一年３００元以上的存档费，学生都乐意把关系落在学校。小蕙说，如果毕业生实在开不到“临时就业证明”又想把档案继续留在学校，学校方面会提供“帮助”，和当地的用人单位联系，伪造一份就业证明，使同学们得以“集体就业”，由此实现“高就业”的目标。
一位四川的学生向记者反映，他们学校为了伪造高就业率采取了“承包责任制＋提成”的做法。学校把就业指标下放给辅导员，如果该辅导员带的班级就业率超过学校规定的标准，则有一定的奖励。比如一个班有３０名学生，学校规定“必须”有２５名学生拿出就业证明，剩下的５名学生则属于额外指标。如果多一个学生开到就业证明，辅导员就会有一定奖金。拿到就业证明的学生越多，辅导员的奖金也就更高。在学校的“利诱”下，辅导员也为了学生的一纸证明煞费苦心，甚至不惜帮助学生开具虚假就业证明。为此，班里的同学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托亲戚朋友为自己和同学开虚假就业证明。这位学生告诉记者，有几个同学在大学毕业前夕注册了一家公司，班里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纷纷从这家公司开出就业证明。
记者了解到，除了采取留档案、发奖金等方式来“提高”就业率，还有一些高校以户口、毕业证作为砝码“解决”学生就业。比如，如果毕业生不能在毕业之前拿出就业证明，他的户口就不能留在学校所在地。更有甚者，学生拿不出就业证明，就不能毕业。
与毕业生就业率挂钩的指标多达１８项。在“多个学生多一份钱”的利诱下，就业率造假已是公开的秘密。
高校喊冤
统计造假是被逼无奈
据记者了解，虚假就业证明在校园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仅今年７月，就有湖南、广东、北京、山东、安徽、江西等地的诸多高校被媒体曝出有造假行为。记者的一位朋友姓钟，在湖北某高校就读，毕业时为了交上就业证明，学音乐的她不得不在亲戚家的厨具店里开出了一个假证明。小钟说：“即使是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就业证明，拿到学校也算数。”
明知道是自欺欺人，学校为什么还会对就业证明如此热衷呢？“就业率的作用太重要了，就业率俨然成为学校发展的‘生死线’！”在采访中，很多高校的老师都不无感慨。他们告诉记者，一谈到就业率造假，人们就把板子打到学校身上。其实，学校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首先，招生与就业率紧密挂钩。每年编制招生计划前，就业率都成为高校各院系专业招生人数的重要参考依据，形势好的可能会扩招，形势差的甚至面临淘汰出局的厄运。更严重的是，院系经费又和学生数量紧密挂钩，学生多的院系得到的经费也多。在这种“多个学生多一份钱”的利益驱动下，就业率造假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业率不仅在学校内部有“协调”作用，对高校而言，就业率还是“衡量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核心指标”和“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资料显示，高校发展与毕业生就业情况挂钩的项目多达１８项，如年度招生计划、专业设置、高校评估、经费核拨、新增学位点审核等，任何一条对于高校来说都举足轻重，难怪学校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就业率了。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表示，不但政府对高校的评价或明或暗地与就业率直接挂钩，而且学校的重点学科申报、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名等，都以该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为衡量标准。就业率高了，学校对下一年的招生规模便有了与教育部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加重了向考生作宣传的砝码，学校的名声自然水涨船高。
此外，攀比心理也成为虚假就业率存在的另一个诱因。有的学校就业率数字能达到９０％，那么就业率数字只有４０％的学校岂不是颜面扫地？不仅是颜面问题，更有前面提到的经费、指标等“利益”关联。在就业率普遍造假虚高的情况下，学校实事求是地公布真实就业率无疑是要吃亏的。
“一方面是毕业生对学校催交就业协议的做法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是从学院党委书记到各系系主任都被就业率这个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现象对于高校来说实属无奈。”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孙柏英的话或许是目前学校对就业率心态的真实写照。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和面”的做法必然使就业难的问题加剧。
行政调控
难以适应市场需求
在采访中，一位经济学家对就业率陷入怪圈很是担忧。他说，将招生与就业率直接挂钩是就业率“注水”的根源所在。由于就业率不高的专业将面临萎缩和淘汰的命运，因此学校设法“提高”就业率。就业率“全线飘红”，招生规模继续扩大，在就业岗位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学生就业更加困难。为适应就业率这一“重要衡量指标”的要求，学校只好继续造假。这样“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和面”的做法只能使后果日趋严重，而单凭学校和学生是走不出这样的怪圈的，“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上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指出，由于高校隶属于政府部门或直属教育部，在招生规模和专业设置等很多方面都没有独立的自主权，要听命于政府或教育部。高校的就业率就成为校领导的政绩之一。为切身利益所困，统计难免失真。
在采访中，记者多次听到“计划”和“市场”这两个词。在大学生就业基本被推向社会的今天，教育部却按照就业率来控制高校的招生名额，并衡量专业存在的价值，促使学校不得不在就业率上做表面文章。一味强调用行政性手段来配置资源，把就业率作为高校的“生死线”，必然导致弄虚作假现象。
虚高就业率
贻误问题解决时机
应该将部分权力还给高校，让高校成为专业增废的决策主体。
就业率虚高产生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外表光鲜的数字不仅遮掩了高等教育的深层次的矛盾，不仅为高校盲目扩招提供了虚假理由，也掩盖了大学生普遍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心理焦虑，使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无法针对目前存在的就业难问题制定有效的措施，贻误了问题解决的有利时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认为，虚高就业率不但使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还导致毕业生违心地卷入这个骗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业率的随意欺瞒，不仅违背了教育的本质，而且触犯了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教育的未来，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因此更加艰巨。”
记者了解到，国外对毕业生就业采取的是中长期就业跟踪制度，将毕业生就业后的职业发展情况纳入评价体系，并且综合考虑学生满意度、雇主满意度、平均年薪等。顾海兵则提出，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工作应该由社会第三方来进行，这样的统计结果才更真实可靠。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秘书长吕文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他表示，应该将部分权力还给高校，让高校成为专业增废的决策主体。因为高校直接接触就业市场的神经末梢，信息更为充分，能够更为灵活机动地面对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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