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国际金融报4月15日讯两会那几天，总是在琢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部分的内容，脑中装着一堆诸如能否振兴东北，困难是什么，如何做，另外振兴东北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有什么关系等问题。机缘巧合，经朋友介绍，在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我见到了东北财经大
国际金融报4月15日讯 两会那几天，总是在琢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部分的内容，脑中装着一堆诸如能否振兴东北，困难是什么，如何做，另外振兴东北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有什么关系等问题。机缘巧合，经朋友介绍，在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我见到了东北财经大学的校长邱东。虽然他祖籍江苏，但东北生东北长，看上去沉稳、豁达。
东北财经大学地处辽宁大连，是我国一流的经济管理类高校。听说为了给东北地区建设成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提供智力支持，该校还专门开展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础的热点问题"研究计划。
"东北振兴还真有谱？"怀着浓浓的兴趣，我与这位年轻的校长进行起深度探讨。谈到东北、谈到教育，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给我留下极深印象--那种对黑土地的眷恋、炙热的赤子情怀油然而现。
振兴东北 需要市场意识机制与教育优先
国际金融报：感觉又说回去了，到底是先投入还是先改革？
邱东：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市场意识的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乃至是政绩观的问题，这是相辅相成的，中央对此看得非常准。东北长期以来自身的定位模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远思路和政绩取向的矛盾问题。对长远振兴有意义的，往往同短期的政绩目标有矛盾，必须解决官员的短期政绩和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不缺新思路，我们缺的是机制。思路有，但机制不行，最后还是落实不了。东北原来的基础很厚，很多事情是在全国是首先想到的，但没有一一贯之，可见机制是大事。
原来我们的政府唱主角，政府当运动员，我们的官员，善于做这个事情，喜欢直接管企业，现在让他退出运动场去当裁判员，做规定制定者，去搞经济环境，让别人比赛，让企业去比赛，让老百姓去比赛，这种转变很难。这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出路在做好产权和委托一代理制改革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改革。
当然，也不能否认政府支持的作用，国外对我们政府的动向很是关注，他们摸准了中国的脉，中央政府重视的事，总归是相对容易办成。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20多年过去了，政府并未越来越强，而民间力量也正在成长。
国际金融报：东北长期落后于东南沿海的现实原因是什么？你作为教育工作者，怎样看待教育在东北振兴中的作用。
邱东：东南沿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是顺利承接了国外的产业，那里的历史包袱小，外资跟那里的政府打交道，因为长期以来计划的东西偏少，行为就相对灵活的多，这是很现实的，这其实也是个市场机制的问题。
东北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全国还是靠前的，这也是东北的优势。原来我们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事业，外置于经济过程。但实际上教育是整个经济社会运行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把它看作经济过程中内在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这就又和科学发展观又连在一起了。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真正能够和整个经济社会融合，就是扩招的贡献，这几年的扩招，使教育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心，从边缘化到内在化。应该说在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的心目当中，教育是被边缘化了。所以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个角度，我觉得教育本身要考虑的是，作为一个子系统怎么来参与整个经济的循环，当然教育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作用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原来是精英教育，所以出来的人在社会上应该是很有地位的，供给少需求多，当然不大会有失业问题。那么现在教育大众化之后，改变了供求关系，出现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应该是正常的事情。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扩招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我觉得恰恰相反，通过这种扩招（现在研究生也在扩），是延缓了就业，就像那时候搞计划生育强调晚婚一样，减少你一生的就业需求的时间，提高你的就业的层次，扩大你就业的空间，这个本身就是对经济对社会一个巨大的贡献，你经济运行要上质量，就必须有高素质的就业人才，所以一定要把教育更多的放在一个内在的经济过程中来考虑问题。
科学的发展观是对2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的系统反思
国际金融报：听说您是统计学专家，能从统计学的角度 谈一下科学的发展观吗？
邱东：统计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宏观大势的把握上，对个体数据如何处理，也取决于怎样科学地得到对总体的认识。久而久之，统计的训练使人宏观意识得到强化，遇到问题习惯将之放在时空的大背景中去考虑。实际上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础，无论看教育，还是看老工业基地振兴都是这样。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实际上对过去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应该说是一种系统的反思，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体现了发展阶段的不同。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一个新的总结和新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解决为谁发展的问题，总是一部分人在那儿先富起来，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按照社会学原理，收入分配结构对社会而言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指标，社会最稳定的是枣核型，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的主体。现在就是要追求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所以更多地关注底层，增加他们的收入，就是把底层收入者往中层拉，中央的重心是在这个方面，更多的是关注老百姓，就是广大群众的利益。
其次，提倡科学发展观表明中央对中国整个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态势都把握得比较准，主要矛盾抓得到位。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就是中央政府的认识和地方政府的认识不尽相同。现在地方政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应该说还是沉浸在过去那种单一追求增长的模式下，从有些地方代表的发言，从媒体的报道看，还是要大干快上，感觉还是不对。西部要开发，东北要振兴，中部要崛起，东部要率先，都有理由抓增长，谁都不肯落后。
因为整个改革开放是改变了过去那种高度计划指令的格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了博弈空间，应该说在某些方面有了不同的利益追求，有差异。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怎么有效地建立一种机制，这样才能够有效抑制地方的增长冲动，这里要注意，不是说它的发展冲动，因为发展还是考虑质的，而增长却是着眼于量。怎么抑制地方的这个增长冲动，光靠过去简单的行政命令，肯定不行。那么这种机制怎么来建起来，建起来而且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不然的话，宏观调控就会一纸空文。
当然中央也完全意识到今年GDP增长会超过7％，但仍然讲要控制在7％左右，中央不能把目标说成9％，如果你说成9％的话，最后地方政府会干到11％、12％，甚至更多，所以可能这里头也有一个工作策略的问题。
但是今年头两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相当快的，去年有非典，稍微压了一下增速，今年势头很猛。中央的诉求是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说持续、快速的发展，要平稳，要均衡。要注重社会事业，要五个统筹。可地方现在还是更看重增长这个所谓的前提，长上去才是硬道理，我先干上去，其他东西完了再说，这种情形下中央的调整意图很难实现。当然这里头地方有地方的原因，有一点是很突出的，就是你增长慢，财政就更吃紧了，地方很难做，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东三省事关中国经济安全和全局性的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金融报：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懂，既然要统筹区域发展，那为什么还要把振兴东北提到国策这个高度，你觉得东北问题是什么问题？核心在什么地方？
邱东：现在三农问题被强调得很重，但我觉得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就是城市贫民问题，我去年就提了这个观点，就是经济安全应该从多因素来考虑，并不是越穷越不安全，不是绝对的。城市贫民的生活，从绝对水平上不一定比农民更穷，但是考虑到贫困人口的集中度、贫富人口间的地理距离、贫富水平的历史演变等诸多因素，那么城市贫民集中的地方很可能并不那么安全。所以我呼吁，城市贫民的问题和三农的问题，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都是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从反面提高警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个薄弱环节，是区域统筹中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报：你的意思是否暗示东北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问题。
邱东：不仅仅是经济安全上的全局问题，其实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全局性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一定要作为一个全局性的东西来看待，而不是一个区域性的东西，它是事关全局的，这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展开分析。从产业发展和中国国际贸易地位来看，中国目前的一个基本格局就是高价进口设备，低价出口产品。所以我们虽然是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大家的感受并不那么好，因为在这个产业格局中或国际贸易格局中，中国的利润空间微乎其微。就跟我们开饭店一样，如果我们高价进东西，然后低价销出去，这是在忙着赚吆喝，这种格局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肯定是不利的。实际上也是我们对改革开放以工作的检讨，对自主工业体系考虑得相对较少，是产业政策疏漏的一个地方，50年代我们考虑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强调重化工业。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有意识地调控这方面的力度不够，当然可能当时历史条件不允许你做得那么好，现在开始市场已经在调整了。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东南沿海，主要是轻工业发展比较快，这是一种市场选择。现在中国经济对装备业的需求也很大，因为现在我们的东西，没有知识产权，利润的大头都被别人拿走了。这些年东北没有做起来，原因很多，但与我们从总体格局上，对重化工业的基础地位，从产业调整这个角度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是有相当的关系。现在发展重化工业当然不单单靠东北，因为现在东南沿海这方面也在提升，而且规模和水准都不低了，但东北还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另有一种思路，有的认为就应该转型，不能"重重轻轻"，即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实际上从全国产业格局看东北未见得需要转向轻工业。东北的基础适合做什么，从全局来看，要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的形态，需要认真考虑东北。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缺了东北是不可想象的，东北的重工业产业集群优势，国家应该予以激活，以形成统筹中国经济整体的协调、安全的发展。
重塑东北重工业基地产业格局中的国家投入与企业家精神
国际金融报：我注意到总理的两会报告关于振兴东北的内容并没有象三农问题、消费等问题那样展开细讲，没有明确提到对东北的直接投入问题，但就着前面的逻辑，感觉振兴东北还是很需要国家的大投入，我的问题是，那这跟很多其他地方的官员向中央要项目、要资金、要政策有什么不同吗？
邱东：振兴东北应该是新思路，应该改革、开放，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不提振兴东北这一国策也该这么做，振兴东北既然作为一个国策提出来，一定要有它特殊的地方，当然不能只是号召的话。振兴东北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它的起动阶段，一定要有中央政府的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强有力的起动，不然的话，很可能不了了之。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东北问题的历史欠债的确很严重，国家原来的重工业基础庞大，振兴的启动需要国家真正下决心，政策要有载体。
国际金融报：跟投入相比，你不觉得东北的振兴更需要企业家精神吗？
邱东：当然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企业家的创新、远见卓识、捕捉能力和"战斗的冲动"。但你注意到没有，我记得约瑟夫·熊彼得（J·A·Schumpeter）在阐述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时，除了人的因素，提到了两个重要前提条件，一个是创新所必需的技术知识，另一个是以信贷形式支配生产要素的权力。具体到东北，我觉得至少需要解决六大历史包袱，如：中央下放企业负担、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不良贷款和企业欠款、国有企业冗员、社保体系建立等。
这些包袱都涉及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问题，只靠东北自己改，改不动，改不了。因为东北的问题很复杂，有很多具体的历史原因。有的企业现在还是中央的，有的原来是中央的，现在是省里的，有的原来是中央的，现在是市里的。情况不一样，要区别对待，完全自费改革不太现实。
国际金融报：可以吸引外资呀。
邱东：让东北吸引外资，吸引民资，外资民资都是要追求利润的，那么风险多大？从前面你可以看到，东北的投资环境目前还不够好，那种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来创新的条件还不是十分具备。
这和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把东北搞好相关联的，外资和民间资本在观望，东北振兴是真搞还是假搞，他在等，你不往里投资，而要外资和民间资本大量往里投，那是不大可能的。你敢往里面投，人家也敢往里面投，不然一旦是那种不了了之的结局，他们也受不了。
现在东北地区一大批干部，一大批有企业家精神冲动的人都是想改革的，相信其他对东北感兴趣的企业家也在这样想，但改革成本谁来掏呀，没成本的话，早改了。现在基本是改不动，改不起。
国际金融报：你觉得如果中央真的大投入东北，如何避免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呢？这很多人都十分担心。
邱东：中央部委，特别是综合部门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东北振兴首先要改革，不改革往里面扔钱也是白扔，这有它的道理。旧帐没还清，新债务危机的又形成了，最后包袱还背在国家身上。
目前避免新的不良贷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必须和市场相结合。东北要振兴，总体上应该是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我们为了解决困难而发展，如果短视，不注重这种结构，投资很多，将来如要调整，可能会带来新的债务危机。另外在投入方式上，贴息的方式比较好，不是我直接投给你，用少量资金来启动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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