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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杭州７月２０日讯今年，正好是张浚生与浙江大学结缘５０年。从１９５４年考入浙江大学到本月１９日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任，用张浚生自己的话说，是“如释重负”。 尽管在外人看来，在浙江大学的任职似乎比不上在香港的１３年任职这样引人关注或声名显赫
新华网杭州７月２０日讯 今年，正好是张浚生与浙江大学结缘５０年。从１９５４年考入浙江大学到本月１９日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任，用张浚生自己的话说，是“如释重负”。
尽管在外人看来，在浙江大学的任职似乎比不上在香港的１３年任职这样引人关注或声名显赫，但张浚生自己知道，对他而言，前者的责任和担子更重。“在香港，我不是一把手，千斤重担分到我肩上或许只有五、六百斤；在浙大则不同，四校合并千头万绪，合并期间我几乎寝食难安。”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从１９８５年起就开始先后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社长及新闻发言人的张浚生时年６１岁。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按他的年龄，本该退到二线。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和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多次动员他回母校，负责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事宜。
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因为历史原因，分开已有４５年之久。“我深知这项任务的困难和艰巨。”张浚生说，他反复考虑了５个月，终于答应下来。答应的原因有三。张浚生说，一是当时恰逢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曾有多年教育和科技工作经验的张浚生对此的重大意义体会深刻；二是合并可促使浙大加快学科交叉和融合，帮助浙大在１９５２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之后再上台阶，实现多门类多学科综合性发展；三是合并是多位领导人及浙大师生在８０年代就提出的愿望。
１９９８年４月底，张浚生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杭州，担任四校合并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并带领四校师生，经过４个半月的努力，于９月１５日正式宣布新浙江大学成立。半年时间内，原有四校的行政机构调整整合完毕；一年内，学科调整完毕；两年内，合并见到了显著的成效。浙大的成功合并，促使教育部于２０００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并校工作。张浚生回到母校的６年间，浙大的软硬件条件均上了一个新台阶，各项办学指标也跃居全国高等院校前列。“浙大的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及研究生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科研经费位列全国第二，被国际知名刊物收录的论文数位居全国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引进了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柏林工大等世界名校在内的一大批国际顶尖学者。”目前，浙大２１个学院中绝大多数的一把手，是由国内的两院院士或该领域在海内外的领军人物担任的。而这一切，最早是从张浚生亲自邀请香港著名学者金庸来浙大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开始的。
合并入了正轨之后，张浚生充分利用其在香港１３年的人脉和积累，开始为两地的教育往来和人才交流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而后，香港各大高校的知名学者和教授纷纷来到浙大，或担任兼职教授，或参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香港所有知名的大学和著名的学者，都与浙大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和往来。”筑巢引凤同时也引来了国际上的一流学者，包括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哈佛大学人文社科类专家杜维明，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电磁学专家孔金瓯，德国教育家、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原副校长乌尔里希·施泰恩米勒在内的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及知名人士的到来，带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学科知识，大大提高了浙江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与国际前沿学科的接轨能力。
浙大的飞速成长同时也引来了海内外许多热心教育事业的实业家的关注和支持，其中犹以香港的实业家为多。在张浚生递过来的一张清单上，记者赫然看到了邵逸夫、曹光彪等香港著名实业家的名字。“６年间，来自香港的捐款和捐资大约有７０００多万元，日本朋友捐赠了价值５０００多万元的设备。目前还有５０００万元的各方捐赠正在落实之中。”张浚生高兴地说，“他们或兴建大楼、捐资设备，或支持科研、提供经费，或资助人才、扶持教学，大大支持了浙大的发展。”
６年来，张浚生过得“辛苦但却很愉快”。尽管因为年龄的原因卸任，功成身退的他却不会停止关注和关心母校的发展，也永远不会放弃香港和内地的教育及文化交流，就如同他一直关心着他工作、生活了１３年的香港一样。“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张浚生看来，一切都蒸蒸日上的浙江大学要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才走了１０里、２０里。离任之后，张浚生依然踌躇满志。他将和中科院院长、原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一样，担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继续为母校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余热。同时，他将继续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工作，为加强浙江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提供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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