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如果没有在大二的寒假写下《乡村八记》，那李强现在只不过是个中等个子，微胖，留着胡子碴，有些憨厚，爱写幽默文章的普通小伙子。本科毕业后他在一家媒体跑新闻，下了班找朋友们拼酒吃饭，偶尔还和女朋友拌拌嘴。 但《乡村八记》让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清华学生一下子成
如果没有在大二的寒假写下《乡村八记》，那李强现在只不过是个中等个子，微胖，留着胡子碴，有些憨厚，爱写幽默文章的普通小伙子。本科毕业后他在一家媒体跑新闻，下了班找朋友们拼酒吃饭，偶尔还和女朋友拌拌嘴。
但《乡村八记》让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清华学生一下子成了校园风云人物。 这份关于太行山区农村的调查报告，通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送呈到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批示说，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
这一年，李强刚满20岁。
张爱玲说过，成名要趁早。任何时代都不乏少年得志的明星，“校园风云人物”则属于其中的典型。同普通学生相比，他们出国、出书、出镜，出尽风头，头上都戴着这样或那样的光环，这是他们异于常人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光环之下，我们能捕捉到的，是这些校园明星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为感情忧伤，在考试前熬夜，为未来迷茫的“事实”。
可以说，校园风云人物过得并不轻松。
成名前的“百无聊赖”
一次午餐——爆羊肚，牛头肉。
朋友说：“我们喝点啤酒吧？”李强迟疑了一下：“还是喝白酒吧！”于是叫了一瓶56度的北京二锅头，他一人独享了三分之二。
李强嗜酒的习惯是从他写《乡村八记》之前就养成的。他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百无聊赖”——没有电脑，课程压力也小，“于是我们业余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
李强和朋友们第一次拼酒是在新生军训结束那天。那时，他们耷拉着军装，反戴着帽子，挥舞着皮带回到宿舍，赫然发现已经有人在宿舍里摆了一箱啤酒。一群小伙子兴奋地一拥而上。
“那时候，我们这些刚从高中上来的毛头小伙子，真是滴酒未沾啊。大概是过去十几年在家憋坏了，这回远离父母，一下子都放了羊，拿起酒杯个个都不含糊，咣咣地往下倒。”醉酒之后的小伙子，起着哄地往女生宿舍打电话，成为一时的笑谈。
当时，李强和哥们儿喝酒雷打不动惯例是：三天小寝一喝，一周大寝一喝。一来二去，他的酒量很快就上去了。每次喝完酒，他们都会把酒瓶子当成战利品似的堆在阳台和中厅，“到大一结束时，我们卖了300多个酒瓶子”。
幸好，喝酒的日子没有继续下去。
大二寒假来临之前，李强想起大一寒假的百无聊赖，觉得实在可怕，便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趁着寒假回农村老家的机会采访了村里的农户，趴在老乡的火炕上写出了《乡村八记》。文章的文笔朴实得可以，这其中一篇叫做《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文章登在《人民日报》2005年4月3日5版的显著位置。
李强红了。
成名后的他开始办报、办杂志，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但是大一那种和朋友们拼酒的快乐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前些日子，他看了一部名叫《大一》的纪录片，觉得有些感伤。他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曾经一起拼酒的哥们儿，如今已远赴广州工作去了。
李强觉得自己有些想念照片里的那个人，他说：“我要抓紧时间去趟广州，敲他几顿酒。”
“生活-舞台”二分法
被誉为“北大舞蹈第一人”的左佳不在舞台上的时候也很美：宽阔的额头，巴掌大的脸蛋，长长的卷发散在肩头。她有200度的近视，却不爱戴眼镜，所以她盯着人看的时候总爱眨眼睛，忽闪忽闪地透着机灵。
可左佳一旦离开舞台，走在偌大的北大校园里，便无人能认出她。一方面，这和左佳的低调有关—冬天见到她的时候，她戴着一顶hip-pop风格的鸭舌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是更多的时候，正是“校园明星”这个特殊的身份造成了她和周围人的隔膜。
像左佳一样，校园明星们在各自的舞台上风起云涌，是同学和老师眼中无可争议的宠儿，可在生活中，他们却常常让普通同学觉得“有距离”。
一天晚上，闺蜜们聚在一起聊天，女孩们谈起各自身边的“大牛”。除了羡慕之外，她们都觉得“大牛们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学生会主席慧慧就是女孩子们谈论的“大牛”之一。“早晨睡到11点起床，中午匆匆忙忙赶出去吃个饭，半夜两三点才回来。”这是周围同学对慧慧作息时间的描述。作为学生会主席，慧慧的活动、会议、应酬不断，这让她的生活和其他同学永远错位。
除了要完成正常的学业，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还得担负许多额外工作。忙碌的生活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许多和同学们交流的机会，甚至连感情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作为新闻学院辩论队的主力，2005年年底，翔子获得了令无数同龄人羡慕的实习机会——在北京电视台录一档周播的节目。他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陪女朋友。那段日子，他们一直处于冷战阶段。直到翔子推掉了电视台的活儿，抽出更多的时间和女朋友在一起，才使这份感情慢慢转危为安。
新明星的旧传统
保研名单公布那天，据说慧慧自信得都没有去瞧。作为学生会主席，慧慧绝对相信学院不会忘了自己两年来为院里工作的辛劳，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
在一些高校，学生会主席必定能保送读研究生，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虽然新一代校园明星头上的光环在消退，但是他们从“名声”中依然能得到许多常人没有的机会。
翔子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初，他只是在学院里的辩论队崭露头角。今年暑假，一个师兄要找个“既懂辩论又懂新闻的人”去电视台帮忙做一档辩论节目，就立即想到了他。在电视台，翔子不仅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还认识了许多媒体圈的朋友。交际面一旦打开，找上翔子的各种机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如今，名声在外的翔子身兼多职：除了担任一个刚创刊杂志的主力编辑，还帮人策划一个针对大学生的网站，另外他和几个朋友正琢磨着成立一个口语传播协会。
“很多时候，机会不是因为你能干才选择你，而只是因为别人认识你，如此而已。”翔子说。现在他考虑的不是如何把握机会，而是如何从众多机会中选择最好的。
危机感是成功的最大驱动力
左佳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危机感。
她对命运有一种论调：人生总是有起有落，越顺利的人生越有可能遇到挫折。在这种论调的指引下，左佳铆足了劲儿，专挑困难的路去走。
大二，她选择了晦涩难懂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二学位。大四，她又主动放弃了保研的机会，报考GRE准备出国。一方面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想换一个陌生环境锻炼自己，另一方面更因为害怕堕落。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要“重新起个范儿”。
校园明星和普通学生的最大不同，还在于他们有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让他们对别人的赞美保持免疫，却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在生活里不停地寻找新的竞争对象。李强就总爱说：“校园里的明星很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天的课程讲的是传播学。本科时被评为“武汉大学十大风云学子”的程晓萱抱着一摞论文去上课。年轻的传播学男老师在课堂上不停地问：“你们谁对这篇论文有问题？”此刻，程晓萱无话可问，倒是一个大四的旁听生抢先发了言。
下课后，程晓萱第一个冲上讲台，问了老师几个问题才肯罢休。她回到座位上，一边整理书包一边嘟囔：“人大的学生很强的。”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本科时已经发表了十篇论文，被誉为“学术美女”的程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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